中国的内需不振是一个老话题，现在再次受到重视甚至有点“功利”的味道。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环境逼迫我们不得不从“向外卖”转到“向内卖”，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与发展。而当我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国内的时候，才发现不论是寻找新的消费增长点，还是增加国民的收入以及改善消费环境等方面，都有或隐或显的围墙。

　　外贸之困逼出内需突围

　　《中国经营报》：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什么开始频繁地提及促进内需，为什么中国的经济需要向以内需促进型转变？

　　魏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现在大概在７０％左右，世界上一般比较大的经济体通常是２０％以内，因此中国的数据非常高了。中国贸易顺差这么大一块，在外贸方面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摩擦。因此不得不考虑一下这条路还能走多长。

　　王朝才： 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站在农村角度这种发展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农村的很多地方情况比之２０年前没有多大变化。有次碰见一个美国朋友说，美国人民感谢中国人民（提供大量廉价日用品），美国政府感谢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市场上４０％以上日常用品都是中国人制造的，我们的外汇储备估计有一大半是买了美国的长期国债。我一听这个就难受，中国的发展怎么就把好处给了别人？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惠及自己的国民有什么意思？

　　贺军：中国改革开始至今，很大程度偏重于对外，这实际上导致了对外部的倾斜，社会资源、财政配置都对外部倾斜。这造成了不平衡现象，在金融、实业部门都有这种现象。对内开放不够，在准入政策方面存在很多限制，这种限制导致了一种结果：国内一些行业、企业的经营受到了影响。因此，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财富的积累受到了一些影响，而由此又影响了消费。我们ＧＤＰ上去了，但是经济实力没有上去。

　　高辉清：这种外向型经济导致经济增值的失衡。外贸导向型的经济，把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国外去，中西部地区没有得到好处，同时还牺牲了自己的资源。最典型的就是中西部的农村，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任何成果。举个例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把很便宜的电送到东部；东部用这个生产，然后低价卖给美国、欧洲。中西部完全孤立在这个经济的循环圈之外。

　　外向型经济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在外面，讨好别人还处处被人喊打；在国内，消耗资源却没有使国内变富。因此要把经济转型成内需促进型。通过改变这一系列的模式，有可能使得社会相对和谐一点，地区差别相对小一点。

　　突围地点：城市，农村？

　　《中国经营报》：农村市场被寄予了极大的希望，那么它到底在启动内需中能起怎样的作用？

　　高辉清：我个人觉得农村在这其中不会有很大作用，显性作用可能在“十一五”后期出现。

　　王朝才： 我提一个问题供大家商量。我们财政花在“三农”方面的资金光农业生产资料这一块一年就是几百个亿，光化肥、农药一年是二三百个亿，这都是财政补贴的。但国家花这么多的钱，农民得到实惠了吗？得到便宜的生产资料了吗？没有。我主张把现在给予生产企业的补贴直接给农民，然后把生产资料市场完全放开。有人担心这会使生产资料价格高涨，我不相信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会这样，现在这样的垄断状况才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我到重庆调研时发现，某个县的ＧＤＰ没有外面务工人员寄回来的钱多。因此国家可以适当引导，打个比方说，企业用残疾人有优惠，用下岗职工也有很多优惠，用农民工是不是也可以优惠？应该可以考虑。

　　冯兴元：让农民愿意消费，可能是需要一些文化因素跟制度因素的调整。

　　什么是文化因素？就是改变消费习惯。现在银联系统渐渐下到农村，江苏、浙江搞银联卡，如果真的能把信用卡系统在农村推开，负债消费习惯就能形成。负债消费可能能促进消费。但这种改变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出现，农民收入消费习惯很难改变。

　　他们的很多消费都是被动负债，卫生、教育，这两块是造成农村人口贫困的最大根源。如果财政在这两方面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的话，他们就有钱进行消费了。

　　魏众：我同意这种观点。农村的消费很难在最近一两三年提起来。医疗和下一代教育的担忧造成了严重的谨慎性储蓄，谨慎性储蓄肯定影响消费。实际上谨慎性储蓄不仅在农村，在城市同样也能看到。

　　而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消除垄断。我们的教育和医疗垄断必须为居民的谨慎型储蓄负很大的责任。因此政府不能拨了钱就不管了，必须要控制好。我们整个资源是怎么配置的，可能需要探讨。

　　贺军：在农村怎么去启动消费是很困难的，必须要考虑到可操作性的问题。

　　怎么保证持续有效性，用一个时髦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体现了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能力和执政的能力。医疗、孩子的教育这些东西都没谱儿的话，农村市场消费乏力是很难改变的。而对策是政府今后要持续做财政建设、社会保障这一块的事情。关键是怎么去落实，保证制度的有效性。我认为保证执行是目前我们政府最欠缺的，因此导致了很多政策落不到实处。

　　突围重点：房地产、汽车、旅游还是政策？

　　《中国经营报》：如果农村在短期内没办法成为刺激消费的主力，那么城市必然要担当这个责任。但怎样做才能使内需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高辉清： 过去消费增长快时都有一定的消费热点，比如以前的老三件，后来的新三件等。没有热点，光靠政策往往作用不大。目前的情况是城镇的消费热点很不清晰。

　　汽车因为高油价时代的到来，在短期内不可能成为消费热点。房地产的调控一直没有到位，就如同股市一样一直在顶部没有下跌过。这种时候政府面临两难问题。房地产虽然是好的消费项目，但在这种状况下很难启动起来。因此我们应该呼吁尽快理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定位，尽快解决各部门、中央和地方之间博弈的问题，让房地产走向健康的发展，带动消费。

　　贺军：减税的政策还得持续做，关键是怎么保证效果。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一直都很快，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３年税收增长超过２００％，同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城镇是８０％，农村是６０％。可以说财政一种处在超收的状态下。这种情况下，减税应该是一个持续、必然的政策选择。

　　政府应该在财富的二次分配上多做点事情。最近我看到俄罗斯的一个例子。俄罗斯目前在能源企业国有化方面做了大量的事情。同时建立了一些能源基金，这个基金中的资金来自于能源型企业的利润，一块用于政府开支，一块用于补充俄罗斯社保体系的缺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比较类似，这种方法值得借鉴。像中石油、中石化还有一些煤炭的企业，电力、电信这些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本身就要承担一定的垄断责任。

　　魏众：消费这一块你说找什么热点之类的，我觉得恐怕比较难。中国现阶段很难说有热点不热点的区别。从宏观的产业结构角度看，中国的问题是服务业的比重低。其他国家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时，服务业的比重大体都是在４０％～５０％，中国大概只有３０％。

　　王朝才：所谓压制投资，指的是压制无效率的那部分，尤其是国家、国有企业进行的投资，但对于民间的、完全市场的投资还是要鼓励的。因此在财政政策上必须进行增值税的转型。财政上规定，如果企业用自身利润进行投资的，可以抵扣１７％的增值税。“十一五”期间可能推广。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拉动消费力度肯定也是不够的，实际上它只是针对一部分人的，对富人更有利。因此税制改革上，哪些税种减免值得讨论，应该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为辅。

　　我认为国家对房地产的管理有点一刀切了。中国经济现在没有太多的热点，而房地产以后可能成为热点，但目前制度上对其有限制。我早就说过，房地产市场有点泡沫是正常的，关键在于规范开发商的行为，不能让他们空手套白狼。要强调的一点是，要把房地产泡沫与金融机构隔开，日本的教训促使我们必须这么做。

　　王彬生：政府打压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做法使农村被边缘化了。按照现有的情况，房价里的３０％～５０％是地价。无论房价怎么变，地价是不变的。在土地不可动的情况下，只有到别的地方去盖房。但是土地是国有的，因此实际上土地的收益是让政府拿走了，农民没有得到利益。买方作为个人行为，他们也不可能有民主意识，去关注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性：对农民的不公平以及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

　　这种行为对农村造成了全面的虹吸效应：在中国城市是如此繁华，而农村这么多年都没有发展。农村实际上一直在无形地补贴城市。最近北京调来了１０万立方米的水，但从没听说北京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而在国外这种调水行为也是明码标价的，别的地方在损失资源的同时，获得了补助。但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机制。农村的基础设施，连我十几岁离开的时候都不如。农村该吸的都被吸走了，怎么还会有消费能力？

　　我认为“十一五”规划强调发展内需，而出发点是开发农村市场，其核心是为了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对于政府来说，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保护弱者。

　　外贸导向型的经济，把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国外去，中西部地区没有得到好处，同时还牺牲了自己的资源。

　　我们的教育和医疗垄断必须为居民的谨慎型储蓄负很大的责任。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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