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这一刻起，工行开始了新的征程。”姜建清说。此时此刻，站在主席台上的他，丝毫不掩饰内心的激动和兴奋。

    2005年10月28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资产规模最庞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身；从这一天起，中国工商银行这个名字，将被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替；而在千里之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0939，HK)在香港联交所已经度过了它上市后的第一天。

    从九年到六个月的跨越

    从2005年4月工行股改方案获批，到10月成立股份制有限公司，工行只用了短短6个月的时间，就走过了建行和中行一年多才走完的路程。这是让姜建清深感骄傲的一个飞跃。时光回溯到三年以前，按照他做的分析，如果依靠自身积累解决资本金问题，工行卸掉所有历史包袱，需要9年时间。

    中央政府显然不能等到2010年。根据入世承诺，中国金融业将在2006年底全面对外开放。“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中央政府是想在入世过渡期之前，解决掉国有银行的问题。”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说。作为参与工行股改方案设计的专家，她对于工行快于中行和建行股改速度的节奏，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我们的速度会比中建两行快得多，因为他们毕竟是第一批，有个摸索的过程，我们是在他们的起点之上，当然速度会很快。”

    2003年，工行股改方案尚未确定。面对依靠自身积累需要花去9年光阴的“时间预算”，姜建清表示，如果国家注资，工行有能力在三年内完成彻底改制。他承诺，改制完成后，工行每年预计有1000亿元的经营利润，并进入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大银行之列。

    这个承诺给当时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工行，带来了巨大的经营压力。两年后，在工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仪式上，姜建清感慨道，“抚今追昔，创业艰辛。”他的老搭档杨凯生谈起工行财务重组，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开展法律尽职调查时，工行积累的资料重达80吨。他说，工行股改之所以能在6个月零10天完成，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以及盈利能力所作的不懈努力，在财务重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行的个性股改

    “如果我能在这岗位上，让工行成功改革、圆满上市，成为世界上最优、最大、最强的商业银行，我觉得这一生就没有白过。”在姜建清豪迈的背后，是工行改制的曾经举步维艰。

    拥有银行业半壁江山的工行，她的股份制改革就像一个巨人转身，其中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配套制度问题，牵扯的利益和复杂程度和中行、建行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第三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采取怎样的不良资产核销和注资方案，以及出资人代表机构的设置和公司治理架构的搭建，不仅关系到工行一家的改制效果，更涉及到国有金融资产的监管机制、庞大的不良资产处置方案，新的形势下银行业的监管与治理等更为棘手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说，工行股改的成功与否决定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命运。

    由于工行股改是一次如此艰难的转身，加上有中行和建行前车之鉴，工行的改制自成一片风景。

    2004年建行和中行改革时，动用了改制前的资本金、拨备和利润，来冲销损失类贷款；之后，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注入4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

    然而这剂药对于工行显然达不到疗效。数额巨大的损失类贷款无法靠财政部在工行的所有者权益冲销。最终工行将2016亿元的可用财务资金一分为二，一块是1240亿资本金，算作财政出资，另一块776亿，算作工行的拨备；在此基础上，央行通过汇金动用150亿美元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1240亿)注入工行。如此形成的股本结构颇具工行特色:财政部和汇金各持股50％。

    工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也颇有特色。工行的一位高层透露，工行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向高盛、德国安联以及美国运通出售10％。作为战略投资者，这三家跨国金融公司将支付36亿美元。此外，工行还正在与数家财务投资者进行谈判。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工行的资本金将达到360亿美元。

    “和中行、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没有选择商业银行，这主要是出于混业经营的考虑。”这位高层透露，引进高盛就是为了拓展投行业务，与安联合作意在开拓保险业务。

    “对于这些境外投资者来说，将来进入的是新业务领域，所以风险相对小，他们出的价格恐怕比一个跨国银行的价位还高一些。”钟伟说。

    行百里者半九十

    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引进战略股东和上市，这是国有商业银行重生的四部曲，其终极目的是完善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市场化的信贷机制。

    在这四部曲中，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显然在短期内有看得见的效果，前者直接充实了注册资本金，后者则直接减少了不良资产的存量。但从长期来看，第三步显然才是关键，因为新增注册资本会不会被新增不良资产带来的亏损消耗，关键在于引进战略股东能否让银行运营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工行的资本金将达到360亿美元。汇金和财政部两大国有股东，尽管在持股比例上依然平分秋色，但这个比例将从原来的50％下降到42％左右。杨凯生说，在工行“一年内择机上市”后，其股权比例将进一步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工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三个独立董事席位，是一个国际化程度极高的组合。他们分别是，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前高盛证券总裁约翰·桑顿，以及现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

    杨凯生对记者表示，“他们各有专长，将为工行下一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帮助董事会行使经营决策权起到积极作用。”

    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说:“以前国有银行只有一个所有者，政治口号代替了商业经营战略。大家就一个战略，那就是做大做强，竞争市场份额，抢大客户大企业。要打破这个，战略投资者大有可为。”

    然而，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有很好的公司治理，让战略投资者发挥作用。香港软库(软银)金汇投行总裁温天纳说:“通过董事会来控制管理层，可以削弱、隔断地方分行和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总行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主要问题出在各地一万多家分行身上，很多政策性贷款、政府影响银行行为都是在地方分行发生的。”他怀疑，在这场制度的变革中，中国银行业是否能实现凤凰涅　，走向真正的市场化。

    金融安全之争

    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将入股工行，引发了新一轮金融安全之辩。

    “金融企业过度引入外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权的丢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业内人士质疑，外资参股中国银行业以小成本换来高回报，是对中国金融资源的变相掠夺。

    以建行为例，2005年8月29日美国银行以25亿美元购入建行9％股权。短短两个月时间，这笔投资在建行上市后升值到52.67亿美元，美国银行获得的回报高达111％，这还不包括美国银行以5亿美元在全球发售中额外购得的0.751％股权，以及美国银行获得中央汇金公司授予5年内增持建行股权至19.9％的期权。

    世界金融专家王君认为，金融安全给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对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危机发生的时候，抽逃资本的往往是本国企业，无论是入股建行的美洲银行还是入股中行的苏格兰银行，都将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取红利。认为他们进入中国银行业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性目的是可笑的。”

    “如果把引进战略投资者看作是危及金融安全的隐患，就是本末倒置了。”钟伟说，“我们的国有银行必须进行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结构和业务创新能力带来积极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引进战略投资者，才是国家金融最大的不安全。”

    但是，王君担心赶在2006年中国全面对外开放银行业之前，快马加鞭推动国有银行改革，将导致风险过于集中。他认为，应当警惕让银行业改革成为一场运动，国有银行改革仍然需要整体上的战略安排，让三家银行真正采用不同的模式。比如采用分拆上市的模式，或者内部消化风险的模式，通过竞争，促进国家作为所有者的职能改善。

    “从引进战略股东到上市的时间安排来看，建行的时间表很紧，这就意味着在谈判中会处于劣势地位。”威尔逊教授说。65岁的威尔逊教授曾担任美联储经济学家，退休后每年有半年时间呆在中国，目的是近距离观察中国的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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