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阜新市一区长助理李树林了不得，这厮一家伙从3家入股煤矿撤资700万元。

　　此人创下一个记录，从各地党政官员煤矿撤资消息看，他成为眼下最大的一条“鱼”。于是就有舆论拷问：一个至多勉强够上副处的小吏，何时积攒下700万元资本？

　　这是李树林与当地纪委如何过招的事，俺还是与读者一起探讨一下煤矿撤资的价值所在——一段时间来，撤资的事被舆论视作有效遏制矿难的“法器”。

　　然而，以制度经济学之眼光，煤矿撤资于遏制矿难价值有限。

　　俺不是预言家，数年前，针对频发的矿难，俺在《中国青年报》写过一篇《产权不清、矿难不止》的评论，今日回头看，当年的判断一直被反复验证。

　　现行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归国有，但对中小矿产资源而言，国有为虚，地方“占有”为实。国外的矿产也姓“国”，但决不姓“地方”。这是差别之一。这个差别为地方政府“靠矿吃矿”埋下了伏笔。

　　国外的矿产虽姓“国”，但绝大多数矿山由私人开采，私人资本先购采掘权，采掘权收益直接入国库，地方上不得指染。也就是说，国家所有权通过收益权来主张和实现。中国的办法是“采掘许可”，这属行政准入制度，为权力寻租埋下了伏笔。

　　中国也开始在个别矿种上尝试采掘权拍卖试点，但困惑重重。最大的困惑是采掘权拍卖收益如何在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分配。既得利益一经固化，重新调整特难。

　　对中央政府而言，更难的是一旦将全民所有的矿产资源真正收归国有，那么，相当多的矿山资源所在地（通常系贫困县）的地方政权连生存下去都有大问题。地方政权生存关乎“国计”，接下来还有“民生”。民生所指，就是老天爷还有眼，好歹县境内尚有点“乌金”埋着，当地农民方可以血汗换“乌金”图个温饱。

　　话到此，为何矿山整治走不出“关－开－关－开……”的怪圈，诸君大致有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答案。

　　话头再回到开矿上来，国外矿产资源在产权落地且私人资本进出高度自由的前提下，私人资本进出其实极不自由。国家（譬如美国）又通过一系列法律高筑门槛。即安全、环保、劳工权利、税收，资源补偿费甭管大矿小矿、富矿贫矿，标准一致没商量。谁违法谁就视同犯罪，成本太高、令资本生畏。

　　于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选择（借市场和法制两种手段）就自动显灵了。选择的结果，小矿、贫矿没私人资本乐意进入。因要达到安全、环保等级，开采小矿、贫矿不具市场价值。以美国人观点，小矿、贫矿也有价值，只是今日科技水准还无能力发挖其价值，正好吧它先保护起来。

　　国外开矿，资本除买采掘权、缴税外，还得支付一笔资源补偿费，国家拿着这笔钱对矿山所在地的民生进行专项补偿。

　　中国的情形正相反，既无市场手段，又缺法制的铁腕，更未闻资源补偿、转移支付一说。大矿、富矿开采国企垄断，小矿、贫矿开采整个无政府状态。再外加贫困地百姓生计问题、地方政权生存问题、权力资本介入纠缠其中，整个就如乱麻一团。

　　以制度经济学的要义作解读，中国越演越烈的“乌金泪”属典型的现代“公共地悲剧”的一个翻板。几年过去，产权改革、财政改革、政府职能转型改革、法制与法治、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建设等一系列改革均因政改的“犹豫”和迟滞弄得半生不熟。如此这般，单纯从官员撤资包括关停矿山（撤资还可再入股，关停矿山改日再开）遏制矿难是难有大作为的。

　　在导致“乌金泪”的全部成因中，权力资本介入无非“小菜一碟”尔——系面上的问题，不是根上的问题……

(责任编辑：崔宇)

共找到 1,776,297 个相关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