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钟岷源 发自北京

　　就在费俊龙和聂海胜乘坐“神舟六号”开始“太空之旅”的前一天，也就是2005年10月11日的下午，中共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随后发表的“会议公报”强调，今后中国将立足“科学发展，自主创新”。

　　“神六”在飞绕地球77圈325万公里115小时32分之后成功返回，此举距离中国加入世界航天大国精英俱乐部只有两年时间，而将月球和火星的表面探测纳入视野，更标志着中国开始向航天大国迈进。

　　航天领域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的确振奋人心，然而地面上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内，科技的“自主创新”不尽如人意。为此，国家正在修正的科技战略及“十一五规划”，均把自主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力推创新的三个理由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自主创新，这与我们国家在今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紧密相关。”科技部官员解释说，中央高层力推创新，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一是我们的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暴露了问题。

　　从1980年开始，我国提出GDP维持40年每年以7%的速度增长，至2020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目标。然而，此前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高速增长，由于种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利用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来实现。近年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系统的联合国大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顾淑林，称这种模式是“传统增长”。

　　她认为这样的“增长”是依赖物质资源投入量的增加来实现的。她说，我国在农耕社会也有经济增长，荒地的开垦、人口的增加和经验基础上的缓慢的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来源；而“现代增长”主要是靠新的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开辟、结构的升级、生产流通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现代增长是有能力持续地在经济活动品质方面提高的增长，而自主创新则是现代增长的重要基础。

　　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如果忽视技术进步能力的提高和社会改革培植，增长势头将受到制约，社会经济转型的成效将受到影响。

　　基于这种状况，中央高层领导近年在多种场合批评了一些旧的观念和误区，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不等同于“增长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同于“以速度为中心”。

　　中国正在谋求发展模式的变化，逐渐转向减少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依赖，更多地利用科技创新来发展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这个新的观念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得到鲜明体现。

　　第二个理由是现实的发展困境，这与能源短缺有关。

　　虽然中央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已有10多年，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坦承，“这种转变成效不大”。

　　近年来，在许多地方和领域，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尽如人意，粗放、低端、雷同的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屡禁难止。有资料显示，去年我国综合能源消耗相当于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

　　前不久，“长三角”经济首次出现的整体增速“滑落”为人们敲响了警钟：靠拼土地、拼劳力、拼投资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已难以再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前行。“十一五”期间，如果不在增长方式上有一个根本转变，逐步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能源、环境将难以支撑，增长难以为继。

　　据新华社报道，2004年国家有关部门对国内500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90个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119个城市超过三级标准，50个城市的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足50%，部分城市饮用水水质达不到标准。由此可见，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做法代价沉重，得不偿失，正可谓“竭泽而渔”。

　　一些地方的经验也表明，要彻底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观、政绩观，走内涵发展之路，治本之道则要转换政府职能，将政绩考核的重点转向加强市场监管、建设经济环境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第三个理由，来自于国际竞争的压力。

　　一直以来，“美国创意，日本设计，韩国研发，中国制造”为人称道。中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生产的产品不仅低附加值，还由此引发了不少国际贸易争端。

　　信息化时代，新技术的“不可模仿性”越来越强，模仿成本也越来越高。跨国公司普遍把知识产权当成限制竞争、垄断市场的工具。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近年发生的思科诉华为、通用诉奇瑞、英特尔诉东进等一系列知识产权纠纷案表明，知识产权滥用已严重影响国内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的努力，而目前我国尚无应对这方面的法律规定，缺乏对民族品牌的保护。

　　在技术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一等奖连续几年空缺，缺乏突破性成就。在产业领域，目前我国发明专利的数量仅为美国、日本的1/30，韩国的1/4。

　　近15年来，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我国申请发明专利的比例是6.4比1。外国企业在我国申请专利的比例在信息领域占90％，计算机领域占70％，医药领域占60.5％，生物领域占87.3％，通讯领域占92.2％。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指出，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经济成败的分水岭，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基础条件。今天的产业竞争正由生产阶段前移到研发阶段。目前我国技术发展仍多以跟踪模仿为主，这将使企业难以超越跨国公司严密的科技壁垒，并最终形成技术依赖。技术依赖往往比资金依赖、市场依赖更深刻而难以摆脱。

　　12套新规的台前幕后

　　“创新能力缺失”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压迫”着中央高层领导的神经，此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上了“议事日程”，由科技部主导和制定的规划还将形成“系统和配套性”的指导意见。

　　科技部官员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此规划由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计划，次年6月，成立规划指导小组，温家宝总理任组长，国务委员陈至立任副组长。随后，指导小组动员和调集全国2000多名专家分设20个专题进行战略研究，内容涉及从环境、大型飞机到绕月飞行等包罗万象的重大科技事项。在去年起草纲要期间，温家宝专门安排了3天半的时间听取了7个重大专题的汇报，并提出“重要意见”。

　　最近，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份“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部署加快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有关战略。会议明确今后15年中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据悉，按这份“中长期规划”的部署，中国将选出10~20个重大课题，每个课题给予高达100亿的经费资助。这个资助额度，即使在国际上都堪称巨资。仅一个课题就可能超过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的总额，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基金自1986年成立至今19年的总经费。

　　来自科技部的消息说，目前“规划”已经定稿，至于何时发布，中央高层的意思是要等“规划”的“配套政策”形成之后，一并“亮相”。

　　为什么对“配套政策”如此重视？科技部方面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规划”往往是“描绘蓝图”，挂于墙上，真正执行的时候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正因此，温家宝总理特意要求这份“中长期规划”不仅要“好看”，还要“好吃”，要出“干货”（即配套政策）。

　　按“规划”涉及的内容，对应的五大部委包括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人事部等分别牵头起草了12套配套政策，其中，由科技部牵头起草5个，发改委3个，财政部2个，人民银行1个，人事部1个。

　　据悉，该12套政策中，将会针对国家科技经费投放、政府采购，增值税改革、汇率改革、海关、大型科研院所改革、中介机构改革、风险投资、二板市场等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突破”。

　　按原定计划，12套配套政策将于今年底定稿出笼。

　　而此前，13部委的高官包括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尚勇，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等组成的“国家科技创新政策调研组”先后8轮造访深圳，并与当地上百家企业进行封闭式座谈，就“配套政策”听取深圳企业的意见。

　　重新发现深圳

　　13部委的“创新政策调研组”为何选择深圳？科技部、财政部的官员解释说，下去之前，他们已经从各种渠道获知信息，得知深圳企业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深圳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城市。深圳的经验有可能为我国制定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今年1月，温总理在深圳调研后曾说：“深圳绝不单是广东的深圳、深圳的深圳，而是全国的深圳。”4月，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深圳调研时，亦殷切寄语：“勇当自主创新的排头兵，为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闯出一条新路。”

　　深圳正在从“速度深圳”转向“效益深圳”。今年国庆期间，中宣部就深圳可否作为全国的创新型重点城市进行典型宣传征询科技部的意见，10月9日，得到科技部的肯定答复之后，11日，即指派12家中央媒体前往深圳实地采访。这个由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将再次吸引全国的目光。

　　深圳当地媒体报道说，调研组对深圳的突出感觉是“三个密集”：深圳是一个创新型企业高度密集的区域、创新型人才高度密集的区域、创新成果高度密集的区域。调研组的成员对深圳的“四个90％”记忆深刻，深圳全市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全市90％以上的研究开发人员在企业，全市研发经费的90％以上来自于企业，全市90％的专利是由企业申请的。

　　事实上，在通信、医疗设备和电池等高科技行业，深圳已经占据了全国行业技术领域的制高点和大规模的市场份额。这里所说的创新型人才，不是传统意义上囿于院校的教授、博导，而是指真正能与市场结合开展技术创新的人才，指那些真正能够把握技术创新方向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的企业家。

　　从创新成果上看，大批居于全国行业领先地位的本土科技型企业的崛起就是最宝贵的成果，而且专利申请和授权量都飞速提升，专利申请量已经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一个缺乏研究院校资源的城市能取得如此成就，令人惊奇。

　　当然，13部委在深圳8次调研之后，也听取了企业提出的几乎相同的“政策需求”。比如在税收政策上，包括华为在内的许多企业反映，现有增值税对高科技企业发展非常不利，再如研发人员工资允许在税前抵扣的金额，外资企业是全额列支，内资企业只有960元才能列支，等等。

　　在消费政策上，有企业反映国家给医院定价时，使用进口设备要比国产设备定价高，这致使医院购买进口设备的动力更强，这种政策不利于本国医疗设备企业自主创新。在政府采购政策上，企业普遍认为，对采购本土企业自主研发产品的导向还不明确。在专利政策上，一方面，要求政府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希望政府加大反垄断力度，防止跨国公司利用技术优势恶性打击本国企业。

　　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

　　虽然深圳成为目前中国自主创新的一个亮点，但在更多的地方，创新往往停留于“口号”。

　　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会议公报”4次提到自主创新，将自主创新提到国家战略层面，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十一五”时期的“六个必须”之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一个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

　　科技部官员向记者阐述了中央把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和意志的期待。他说：“我们不这样做，今后发展中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将难以化解。”

　　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载文认为，中国的大多数企业还没有成为技术开发与创新的主体。美欧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企业研发投资占研发总投资的70％左右，但在我国，国家投入的研发经费约为58％，地方政府投入的占10％，企业投入仅占22％。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其技术创新成果主要由企业完成，技术创新人才也主要聚集在企业。但目前从我国科技人才分布看，大量人才聚集在科研院所和事业单位，远离市场，做不出有效的技术创新成果。

　　整体上，科技界内部脱离实际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许多学术研究依然是为了某种资格、荣誉和待遇。深究根源，是人才分布和使用政策的导向问题，反映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吸纳科技人才主体的配套政策体系不够健全，不能有效鼓励企业在人才开发和技术创新中加大投入。

　　与此同时，中国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及创新的资金投入偏低。在发达国家，通常是引进1美元的技术，要花2~4美元的投资来消化吸收。我国该项资金的比例偏低，以2001年为例，消化吸收经费仅相当于引进经费的6.87％；没有足够的消化吸收资金作保证，就很难谈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高。

　　我国技术引进总体水平偏低，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偏少。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的研究员范书建认为，受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及发展水平的制约，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限制，我国引进的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还存在着一定差距；跨国公司只给我们提供了成熟技术而非先进技术，绝大部分还属于二流技术。一些特殊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发达国家仍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封锁。

　　不仅如此，科技部的研究人员还指出了“另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无论在产学研之间、部门之间和军民之间，还是在科技系统内部，体制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仍然存在，分散、重复现象相当严重。我国科技资源本就十分有限，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不能做到优势资源的集成和共享，就很难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应加强行政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能力，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

　　在此基础上，当前科技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国家创新体系宏观构造和创新环境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在基本上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体制问题后，科技工作应当更加注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有效的条件支撑，创造宽松的环境。

　　顾淑林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不能把这个战略决策理解成仅仅是科技界的事,创新政策也绝不仅仅是科技政策。为了把自主创新战略落到实处,创新政策必须成为整个经济政策的基本要素。

　　欧盟2000年提出了“里斯本战略”,目标是使相关国家转变成富有创新活力的知识经济体。为了这一目标,欧盟各国在非常广泛的政策范围内进行协调,不仅包括科技、教育和结构调整政策,还包括市场发育、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各类政策要高度协调地为战略目标服务。

　　在我国,为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投资政策、进出口政策、政府采购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方面，各部门的协调和精诚合作同样是关键。只有这样，中国的形象才能真正被提升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责任编辑：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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