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正面临著强有力的竞争性挑战。两百年前中国的皇帝们失败了，美国要想成功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

　　美国人正在错过一场革命吗？环顾整个太平洋地区，中国的崛起不仅在重塑全球的贸易格局，还在改变著世界的金融、制造业格局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形势。这种局面自然应该引发探索性的争论。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抱怨上，即使确有抱怨的理由，也有可能犯下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错误。

　　中国带动亚洲经济繁荣

　　中国正在向世界打开大门，将自己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较富裕邻国的金融和科技实力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非正式的“亚盟”正在快速形成，这一深度整合的亚洲经济在GDP总量方面已不输美国，而人口却是美国的6倍，它既有发达经济体的科技和金融优势，也具备发展中经济体的成本优势。这一强有力的竞争性挑战是无法依靠贸易保护主义立法、惩罚性关税和禁止中国在美投资来应对的。相反，美国需要做出战略性回应，即对美国依赖消费和负债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反思，解决我们自身在竞争力方面的不足，重塑我们对待与亚洲的贸易及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态度。

　　没有哪个国家是天生有权领导世界的。中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据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说，中国清朝的皇帝们曾统治著世界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掌握著全球三分之一的GDP。但清朝的皇帝们却一味沉迷于中国在历史上的辉煌，使欧洲人凭借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策略统治了亚洲。清王朝因此颜面扫地，其众多附庸国自然也是树倒猢狲散。此后中国在衰败和巨变中苦苦挣扎了近两个世纪。

　　美国未来的前景当然不会这样黯淡，但我们也确实面临著实质性挑战。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已有一个世纪。但那些在幅员和经济发展潜力上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国家如果有决心是可以赶上美国的，而我们却依然沉缅于过往的辉煌。中国经济的规模自198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两倍，现在仍然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时有可能赶上美国。中国也在科技的阶梯上向上攀登，它不断投资兴建港口、沿海道路体系、电信网络、研发中心和大学。中国每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这些努力已经有了回报，中国先是实现了从出口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向出口重工业和高科技产品的转变，现在它又开始扮演起金融家和对外投资者的角色。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中国在大方向上走对了；它的邻国既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又在从中国的成功中受益；而我们却未能与中国一道前进。请考虑以下三种趋势：

　　──亚洲经济正在形成合力。虽然美国国内围绕外包问题正在争论不休，但投资中国的实际上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去年吸引的6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有四分之三来自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中国现在的打算是，通过与东盟国家、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或许还有日本签署特惠性质的贸易协议，进一步推广这种合作共荣的关系。而美国迄今为止对此的回应仅仅是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或许一年后还会与泰国签订类似协议。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有被削弱的危险。

　　──亚洲的人力资本状况正在改善。中国政府每年新创办约200个研究中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增长三倍，达到2,000万人。中国的大学现在每年培养20万名工程师，日本的大学每年培养10万名工程师，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等规模较小经济体每年培养的工程师加起来也差不多有10万。而美国每年毕业的工科学生只有6万人。目前美国在发放签证方面新实施的限制性规定损害了美国从海外引进人才以弥补国内工程师不足的能力。

　　──亚洲人正在积攒财力。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高达40%。韩国、台湾、香港和日本的储蓄率也都无一例外地处于高水平。而美国人却在借钱过日子。2001年以后，美国的储蓄率已下降到193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相当于GDP的1%至2%。美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的是消费和购物热潮，而为我们提供资金支持的则是中国、韩国和日本。

　　当然，亚洲也有其自身的弱点。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间的大国关系不好处理。亚洲人口在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老化。中国尤其面临著金融体系不健全、环境压力大、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贫困面广以及法治基础不牢固等问题。而美国仍然有很多优势，从充满活力的政治制度到质量优良的大学，从完备的环保和知识产权政策到在医药和生命科学方面所独具的优势，不一而足。但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自身的弱点，我们的长处可能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美国如何应对挑战？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必须拿出一套完整的政策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下面试著列出几个应优先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降低全球金融和贸易出现失衡的危险。美国储蓄和出口太少，而靠借贷进行的消费却太多。亚洲的储蓄率则太高，这导致了在房地产和出口行业上的过度投资。这种模式对美国和亚洲均蕴含著危险。由于美国和亚洲对造成这种失衡局面均负有责任，因此在降低这些风险方面双方也应合作才是。中国需要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美国需要减少贸易赤字并增加个人储蓄，而日本和韩国则需要在市场自由化方面进行持续的努力。

　　──其次，美国要保持自己在科技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就需苦练内功。为此，美国的税收政策需要将重点转到鼓励创新上来。公共投资的重点必须转到促进高科技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来。政府和民间都应该增加研发支出，特别是在物理学和信息科学方面的支出。为了使国内的专业人才得到补充，美国政府还必须反思其签证政策。美国的小学和初中还应更注重科学技术教育。

　　──第三，必须保持美国在太平洋经济圈所处的中心地位。美国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署，与泰国正在谈判。美国还应该继续致力于与东盟主要国家、日本和韩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强化与印度的经济关系。

　　──最后，美国需要重新构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也应该改变自己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方式。就美国而言，对中国具体贸易政策的不满应通过双边谈判、诉诸WTO和援引美国的贸易法律加以解决。美国还必须与中国和亚洲进行更广泛而密切的接触。这就不仅需要对美国的现行政策进行反思，还要对全球性经济机构进行改革，特别是要改革八国集团(G-8)、IMF和APEC。

　　不过在这之前还需要先迈出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美国政府、国会、商界和公众都要认识到，美国正面临著强有力的竞争性挑战，而我们不能将这一挑战归咎于其他国家被低估的货币以及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现实情况是美国面临的竞争更激烈了，而我们必须适应这一局面。两百年前中国的皇帝们失败了，美国要想成功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

　　来源于《财经文摘》11月刊

　　作者：沙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1997-2001年间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现在华盛顿任律师)

　　艾德华·格雷瑟尔(Edward Gresser，1998-2001年间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政策顾问，现任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贸易和全球市场部门负责人)

　　出处：美国《华尔街日报》2005年9月22日

(责任编辑：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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