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林毅夫先生称，“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应用林先生和他老师舒尔茨教授所擅长的“穷人经济学”，具体药方则是林先生一贯秉持的“中国要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点。

　　我不同意林先生的看法。我认为，林先生借“贫富差距”这个课题，推销自己的“劳动密集产业”论，并不严谨。林先生说，劳动密集产业能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快于富人”。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山西煤矿的挖煤工人就应当比煤矿主富得更快。一口气买三十辆悍马的，就应当不是煤矿主，而是挖煤工人了。

　　我并不否认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提供较多就业，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水平，亦即提高劳动者的平均收入。问题在于，这个平均收入不会超过劳动力的均衡价格，也就是说它不可能使得“穷人比富人富得更快”。林先生的理论似乎在劝谕穷人：你们安心打工，做劳动者，就可以致富。这个理论，和主张“大力发展农业，让农民安心种田，就可以缩小城乡差别”，是一样的荒谬。

　　穷人要想富得更快，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富人的方式去挣钱。正如缩小城乡差别的唯一途径是大力进行城市化，让更多农民变成非农民。同样，如果国家真想让穷人致富，它的政策就不应该是“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重点提升产业结构，提供更多的高收入水平的就业岗位，使得更多的普通打工者进入中等收入阶层行业，乃至成为企业主。

　　这就说到了我和林先生的根本分歧之所在了——在我看来，所谓“穷人太穷”，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中国贫富分化的真正关键问题，乃是白领阶层和高级蓝领（技术工人）的就业岗位严重不足，造成中国迟迟不能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一方面是大量拥挤在劳动密集产业里的低级蓝领甚至“赤膊”劳动者，另一方面是通过雇佣这些普通劳动者而迅速致富的少数“白金领”甚至“钻石领”阶层。

　　最近几年，白领和高级蓝领岗位供给不足似乎更为严重。不但普通劳动者难以登上致富的阶梯，连前几年曾经“小康”了的中等收入阶层，也出现了相对贫困化的迹象。坊间流传一种说法，大学生、硕士和博士就业后的初始工资水平，已经从前几年的3千、5千和7千人民币，下滑到1千、2千和3千。与此同时，房价、医药和子女教育费用持续高涨，使得中产阶层的生活更加困窘。

　　这几年，对贫富分化的愤怒和怨言突然高涨，我认为，这股声音主要正是来自相对贫困化的中产阶层。换言之，中国贫富分化在现阶段的最关键问题，固然不是“富人太富”，但也并不是“穷人太穷”，而是中产阶层的停滞和相对贫困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大学教育的普及，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白领和高级蓝领的供给会越来越多，届时中产阶层的贫困化可能更加严重。

　　解决中产阶层的停滞和相对贫困化，当然不可能按照林毅夫教授的高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样的结局，十年之后，中国的刚毕业大学生就只能都去山西挖煤，或者去东莞组装电器了，据说还可以“比富人富得更快”。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正是要把资金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逼出来，从炒卖资产的投机活动中逼出来，投入到更多创造白领和高级蓝领就业的产业中去。当前可以采取的最主要措施：一是尽快继续调整人民币汇率，消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加赚钱”的假象；二是尽快落实广大劳工集体谈判的权利，以大幅度提高劳动密集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三是要尽快自由化中国的金融体系，使得大量散落的民间资金能够自由、自发地集中起来，投向新兴产业，从而极大增加中国资金的供给。

　　（作者系Manatt Jones国际咨询公司顾问）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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