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珊瑚:市场最有发言权

    先说些题外话:小时候印象中的洗发水只有"蜂花"等少数几个牌子,完全没有选择。后来随着宝洁、联合利华等在内地的进入,全面进行了洗牌,竞争激烈了,国产的品牌也日趋增多。自然,选择也多了。而饱受关注的汽车工业,必须承认民族品牌的增加加剧了行业的竞争,促使了汽车价格的下调。当然,消费者是满意的。

    谈了一通感性直觉认识后,再来理性地分析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都是历史的产物。毋庸置疑,国有金融机构确实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持,包括担负了部分财政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银行也商业化,而在其转型中各种改革措施也在实施。管理层考虑到国有银行曾经担负财政职能,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不良贷款也进行了剥离。但轻装上阵的国有银行要真的能和外资金融机构竞争,更缺乏的是核心的人才、管理经验,激励机制。这也就是先财务重组再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初衷,也正因为其复杂性才有了总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重训。

    对于外资参股中资金融机构,我们应当抱有积极的看法。海外上市后,上市公司将面临着境外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以及国际战略投资者和全体股东的全方位监督。公司治理、规范经营、投资人关系管理、信息披露等许多方面,都会健全一整套规章制度和运行规则,把国际资本市场规则和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融入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能真正实现与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的全面规范接轨。

    其实说到风险,我们真正担心的是某些银行引入外资后,也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但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实在是花钱买了机制却没有派上用场。这样的外资只做了"财务投资者",因为其确实赚了不菲的利润,而其"战略投资者"的作用并没有真正发挥。

    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我更想倡议的是民企的"国民待遇"以及优质金融机构国内上市。优质的银行涌向境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资产定价权被境外投资者和证券服务机构所控制,企业资产价格被整体性降低,国内消费者不但无法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带来的好处,而且企业利润也通过股票分红和股价上涨等方式转移给了境外的股票持有者。国内资本市场的规模不断萎缩,其资源配置功能日益弱化,经济"晴雨表"作用难以发挥。允许商业银行引进境内战略投资者,银行改革向内资开放,可使得内外资企业形成相互制衡的竞争格局,打破外国投资者想控制中国金融业发展的计划。

    至于成立银行产业管理公司,我认为实际操作可行性不太强。首先,招行、银联等的管理层有自家公司要打理,分身乏术,不可能管理众多中资金融机构；其次,在薪酬上我们不可能有任何优势的时候,国外哪家金融机构的高层会抱着来帮国内金融业改善管理的想法来应征呢?商业从来是提倡互利的,所以我们当前只有花钱买机制。问题在于,这钱要花得值得。

    再回到开篇的感性话题。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转了地球大半圈后,依然选择蜂花润发露,我曾问她的选择是否因为从小使用的感情因素,她说是性价比高。可见,质量、服务依然是竞争的核心因素。

    感性、理性的认识,太过繁复的理性让我们无从做出选择。那就相信市场的力量吧,毕竟市场最有发言权。

    余运彪:外资参股符合对外开放大局

    从战略高度来讲,对于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的行为,应当持欢迎的态度。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是大的总趋势,不断扩大开放对于中国国内的各行各业而言,基本上都是利大于弊的,金融业也是如此。关起门来一门心思封闭发展是绝对没有任何出路的。国内银行早开放比晚开放更主动,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更小。但在具体的战术层面,比如如何规范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的行为,如何保证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的行为有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一句话,就是如何做到兴利除弊,则一定是要小心谨慎从事的。毕竟金融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有其很重要的特殊性,不能不顾一切地为了开放而开放。

    单单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如今一些国内银行对外资出让股份,是否有低卖贱卖的嫌疑,从已有的实践例证和具体的理论分析上来讲,还是存在的。虽然中国的国内银行估值问题非常复杂,但其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也正由于情况复杂特殊,因而简单的按照净资产估值,或者按照国外发达国家通行的标准来衡量国内银行的价值,出现低估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的了。这也正是国内对于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的行为产生争议和分歧最大的地方。

    中国的国内商业银行,国有的也好,股份制的也好,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普遍存在政府含权和垄断含权的的情形。这两种含权现实,使得国内银行相对于欧美国家大量的中小银行来讲,其内在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政府含权保证了国内银行一旦发生问题,出现诸如大量呆坏账的情形,主观上认为即将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政府将会无条件地主动为银行注资和核销呆坏账,保证国内银行始终"优质"。垄断含权保障了国内银行垄断利润的来源与生成。比如,一旦银行服务收费不会引起民众抵触,逐渐被普遍"默许和接受",则国内银行的效益将大大地提高,业绩超常增长。另外一个方面,政府含权和垄断含权,也使得国内银行的发债信用等级较高,亦即意味着银行本身的融资能力和水平较高,这是资本家们所梦寐以求的最现实的银行优质资源。外资"占便宜"一说,其原因和理由多少便缘于此。

    欢迎外资参股国内银行,注重和强调的是对外合作与交流,符合对外开放的大局,但与股份转让和买卖并不见得是一码事。开放是全方位的,允许外资参股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将外资参股更多的看成是一种商业行为,除却政治与情感因素,或许更为适当一些,理智一点。国内商业银行实行彻底的股份制和股份化经营,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和选择。至于股份的性质是内资还是外资,不应当赋予其他任何特殊的意义和寄托。

    李克:故事刚刚开始

    "千呼万唤始出来",让人等得心焦的建行终于上市了,而且首日的运行还不错,股价微幅上扬,报收于2.35港元。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吾等百姓,都大大的松了口气。四大行改革走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当然有理由高兴。可除了咱们自家人,还有人也高兴------而且那劲头绝不在你我之下。谁?淡马锡与美国银行呗。

    作为建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虽然有3年的禁售期,可只要股价不跌破发行价,淡马锡与美国银行只资本利差就可赚得盆满钵满,更不必说持有期间的分红了。本来是自家的好处,为何要白白送给外人?银监会早给出了答案:优化治理,业务合作。

    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四大行作为典型的国企,政府100%控股,管理落后,坏账累累,风险巨大,这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形下,引入外资似乎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既可以改变国家单一控股,优化治理结构,又可以学习其先进技术经验,更主要的是上市的时候,更可以借着这些名头甚大的"大款",卖个不错的价钱。可是,切莫欢喜的太早。因为故事刚刚开始。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雪山、草地还都在前面等着呢。

    或问资本流动的目的是什么?马克思在150年前早已给出了答案:逐利。舍此,一切都是白谈。外资入股中国金融机构真的是为了提升咱们的治理水平,送给咱们先进的管理技术吗?那样,汇丰花旗们就不是资本财团而是当代的白求恩了。一言蔽之,它们真正看重的是中国巨大的金融市场。研究表明,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阶段正是大众对金融服务需求最强烈的时候,而中国恰好处在这一阶段。面对这么大块的蛋糕,谁能不心动?引入外资给了我们改善银行治理与管理技术的机会,但这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换言之,引入外资既不是改善治理与管理技术的充分条件,亦非其必要条件。究竟成效如何,需要我们日后的努力。

    写到此处,不禁想到了中国的汽车行业。八十年代引资开始时,我们的愿望何其美好！"以市场换技术",10年后中国的自主品牌汽车就能出口欧美了。可20多年过去了,放眼望去,满大街跑的全是大众,丰田甚至伊兰特。反而曾经的自主品牌"红旗""中华"渐渐日薄西山。多么相似的构思与开始！这说明了什么?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资入股中国金融机构,终归是要盈利,是为它们自身利益服务的。所谓改善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水平,不过是我们的一相情愿罢了。汇丰花旗们既没有理由更没有动力去辛辛苦苦的培养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

    再进一步说,这么多的资本一下涌入中国,如何有效监管亦是一个问题。"请神容易送神难",虽然银监会有持股比例的限制,但未来在压力之下能否坚持尚不可知。即使25%的比例上限不作更改,在未来上市股权分散的情况下,外资亦有可能相对控股。金融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工农中建们不能再称是中国的银行,充其量只是外资在华的分支机构罢了。南孚电池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企业本身经营极好的情况下,福建南平政府执意将其70%的股权出售给摩根士丹利,后者转手将其卖给吉列公司。于是为防止南孚电池与自己旗下金霸王电池在市场上冲突,强令关闭了南孚的三条生产线,且所有的产品不准出口。可怜曾经作为民族品牌辉煌一时的南孚竟落得这样的下场。

    西方有个寓言说一匹骆驼看见沙漠里有个帐篷,便要求进去取暖。无理的要求当然遭到了拒绝。骆驼不甘心,说道:那么,主人,请允许我放进一点身子,至少我可以帮你暖和帐篷。主人同意了。此后骆驼便开始慢慢的将整个身子往里移动,待差不多占满了整个帐篷时,骆驼站起身来说:主人,请你出去吧。这个帐篷只容我就够了。

    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呢?第一,要记住帐篷是自己的而不是骆驼的；第二,不能让骆驼得寸进尺,因为自己还打不过骆驼。

    加丽果:期待产生"鲶鱼效应"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并没有真正的市场化,受制于组织结构、行为模式、资产结构的影响,管理比较僵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僵化的体制下难以体现。在这种背景下,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国有银行,显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出"鲶鱼效应",推动我国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

    经济学上的"鲶鱼效应"是指在一个体系中引入持不同策略的新参与者,从而带来的新的活力以及最终可能达到的多赢效应。目前,从监管当局到国内金融界的学者,有一个共识:国有银行积累的巨额不良贷款包袱,与国有独资银行的体制密切相关。针对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存在的实际情况,适当的引进外资不仅满足了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急需,而且引进了国外的现代管理经验及风险控制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外资,其实也就是引进了竞争,不同商业银行的竞争可以改变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信贷渠道传导不畅造成的高不良资产率,从而有效改善资源配置,而竞争就意味着将会促使出现合理的资源配置。不借助外力的推动,国有银行改革就难以取得突破。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实施了非常积极的银行业外资战略,到2004年韩国银行业的外资比例已经从1997年以前的不足1%增加到30%,而不良贷款率则从1999年的8.3%下降到2002年的1.9%,资本充足率和资产回报率等主要指标都有了明显好转。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的是更积极地引进外资,让外资发挥更大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担心外资将威胁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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