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2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三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在中心万众楼举行。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做了题为“自然与经济发展：如何思考两者关系”的演讲，并与参加讲座的教授听众展开了精彩对话。林毅夫教授首先介绍达斯古普塔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赞扬他的学术贡献应具有将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性。我们分两期简报报道这次讲座内容，本期简报报道演讲前半部分内容。

　　“自然”与经济研究

　　达斯古普塔首先指出了自然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性。自然可以为人类生产免费产品，提供免费服务，是关系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投入。不论最穷的非洲村落的村民，还是很少接触自然的曼哈顿居民，都受到自然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更多地关注资源配置、金融和成本等问题，而忽视了自然的因素。达斯古普塔认为进行经济思考时应当将自然的因素结合起来重新看待特定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进步或后退。

　　如何衡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衡量一国进步程度的常用指标是人均GDP，同样常用但更宽泛的概念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其中包括人均GDP、平均寿命和识字率三个方面，通常是三者的加权平均。历史上的经济数据和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技术和制度的进步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GDP的增长，人民寿命的延长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但是同时损害了人类赖以生产的根基——自然。

　　1987年，由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担任主席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要求相对于人口，每一代人能够为后代留下不低于自己从上一代继承的“生产基础”。

　　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缺少直接的可操作性，达斯古普塔等经济学家提出用“财富”作为衡量跨代或跨时期福利的指标。财富不仅包括制造业资本（如建筑、机器和道路），同时也包括知识和人力资本（如技能和健康），自然资产（如生态系统、矿产和森林），以及制度（如政府、公民社会、法律规则、合同规则）的价值。

　　因为GDP和HDI都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未来的因素，达斯古普塔认为两者都不适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标准；而财富可以解释经济的生产基础，布伦特兰报告用经济生产基础解释可持续发展。因此，只要一个经济体的人均财富没有减少，发展就是可持续的。

　　一个简单模型

　　达斯古普塔借助一个简单模型说明用财富解释可持续发展。模型假定在一个简单经济体中没有人口的增长。任意时刻，人们会对未来消费有一个预期，所有未来消费的效用贴现后的总和就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增减则可以看作发展的可持续性。未来消费的预期取决于“制度”和“资本资产”两个方面。其中，制度包括市场经济、集权经济或者其他类型，制度和制度的变迁可以用政治理论进行研究。资本资产包括制造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产，虽然这些资本资产可能是内生的，但是并没有合适的理论能够将它们内生化。如果将资本资产不能解释的部分看作残差（其中包括制度和技术等因素），社会福利就仅取决于资本资产。政治理论和技术进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减少残差部分并将其转化为资本资产部分。

　　资本资产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可以看作资本资产的影子价格，直接用他们的会计价格衡量。达斯古普塔把“财富”定义为所有资本资产用影子价格衡量的会计价值的总和。因此，社会福利的变化就包含残差部分的变化和资本资产价格不变时财富的变化。简而言之，财富可以看作是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GDP和HDI不适于衡量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不能记录资本资产的折旧，而资本资产的变化是去除折旧后的净投资。一国可以通过攫取自然资产的方式取得惊人的GDP和GDI增长，一个普遍形式就是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生态系统对于经济生产极为重要。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可能只关心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因为他们使用的只有这些；而实际上，人类的很多活动都依赖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一种重要资本资产，可以保存基因库，保持土壤和再生土壤，固定氮和碳，循环养分，治理洪水，过滤污染，分解废弃物，促使水文循环，以及保持大气成份，最后一点关系到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生态系统可以小到一个池塘，例如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鸟、鱼、昆虫、植物、细菌在其中进行着多种多样的生命活动。生态系统内部的关系就像道路、建筑或者机器内部的关系或构造，但是有两点很大的不同。第一，生态系统一旦经受破坏，其过程往往是不可逆的。即使考虑最好的情况，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如果在一块湿地上修建一个购物中心，重新恢复湿地则需要经过十分漫长的时间。第二，生态系统的变化过程往往是非线性的。这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出现大规模瘫痪。虽然理论上对于动态非线性有专门的研究，但实证的估计十分困难，世界银行对自然损害的所有估计都是建立在线性基础上。财富没有线性的假定，是与此一致的。

　　研究经济制定政策的人往往居住在城市里，很少有机会观察生态系统，或许只是逛公园。因此，他们会认为生态系统是一种奢侈品，穷国支付不起保存生态系统的价格。而在农村地区，生态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必需品，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持久的贫困两者往往是相互伴随的。并且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后果完全由当地居民承担，因为他们既没有可供他选的谋生手段，也没有移民的选择。而对于来自富国的游客和原料进口商，则有替代地区或者替代产品可供选择。替代品意味着技术或者偏好的改变，但对于穷人来说常常两者都不可能。

　　达斯古普塔批评联合国的“千年发展计划”没有将生态系统作为核心，把发展目标定为HDI而不是财富，没有注重发展方式。因为穷国有可能通过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带动GDP和HDI的增加，这样会造成财富的减少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而经济发展不能永远允许GDP和HDI的增加和财富的减少同时发生，虽然这在一段时间内是可能的，但是生产基础的减少必定会造成经济增长的降低。

　　是否应该采用正的“社会贴现率”

　　达斯古普塔提出如何看待“时间”的新观点。研究社会福利时，一个投资项目是否增加社会的福利，取决于投资项目的社会利润是正还是负。考虑时间的因素，需要决定社会投资项目的贴现率，用社会贴现率进行贴现。

　　经济学家认为全球性的环境灾害——比如全球变暖，全球生态系统恶化，多样化降低——并不需要现在处理。一方面，今天解决全球变暖、全球生态恶化等问题的成本非常高，因为机会成本是降低今天的产出；另一方面，收益是在未来发生的，或许是三十年后，也可能是五十年后，因为自然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如果用3%-5%的贴现率进行贴现，那么那些收益在今天看来就会非常小，不如等到未来再来考虑补救措施。布什总统说全球变暖是“其他人”的问题，他所说的“其他人”不是指别的国家的人，而是指后代人。

　　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则认为生态恶化是人类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不是“其他人”的问题，人们理应降低破坏环境的投资，即使降低GDP也是应该的，而不应该考虑贴现率。

　　达斯古普塔指出，这种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之间的对立观点可以很容易地消除，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不同时期的消费。资本成本通常采用正的贴现率，这在一个社会或经济体对其行为进行最优化决定时是正确的。但这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则是不合适的，因为从GDP数据来看，很难说他们进行了最优化选择。

　　使用正的社会贴现率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一个社会不耐（impatience），急于享受利益，那么未来收益的价值就低于今天收益的价值，也就意味着正的贴现率。第二，如果人们预期他们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富裕，能够进行更高的消费，那么他们对未来更多消费的需求就会低于今天的需求，同样意味着正的贴现率。尽管这里没有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如果引入不确定性因素并不会影响分析的结果。

　　达斯古普塔认为，从哲学家的角度，社会缺乏耐心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等同于我们因为后代人尚未到来而采用不利于他们的政策。即使接受社会缺乏耐心这一点，由此得到的正的贴现率也非常小。对于第二个原因，如果消费不断增加的社会采用正的贴现率，那么消费不断减少的社会就应该采用负的贴现率。而这是被忽视的，我们从不使用负的贴现率。

　　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贴现率近似等于三倍的人均消费增长率，尽管这个数字不够精确，却很常用，而且也可以被检验。如果对消费进行预测得到每年2%的估计，那么社会贴现率可以近似看作6%。反之，如果消费增长率是负的，-2%，那么就应该使用负的贴现率，-6%。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呈负增长，GDP增长率为-1%，假定消费增长和GDP增长成比例，消费增长率也是-1%，那么就应该用-3%的社会贴现率。况且，人均消费增长是近三百年才出现的情况，如果考虑五千年内的人均消费增长，会是非常平缓的，因此贴现率应该接近零。

　　进行全球社会福利分析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消费下降的可能性，总的消费水平是不同地区消费水平的加权平均，而贫穷地区应该给予更高的权重，因此几十年过程中就有可能存在全球平均消费水平负增长的时期。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时候，对于消费负增长的时期就应该使用负的贴现率。正的贴现率意味着未来的成本收益在今天会更小，负的贴现率恰恰相反。因此，经济分析和生态或环境学家殊途同归。

　　“经济理论”与“统计”

　　经济指标具有非常大的煽动力感染力，人们每天使用经济指标来表达信息，GDP是最常用的经济指标，虽然GDP不适合评估社会福利，却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财富指标更适合于衡量社会福利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但自然资产常常是难以确认的，池塘、湖、土壤这样的有形资产或许不会有大的问题，而无形资产的确认要困难得多。

　　存在困难时需要施加压力克服这些困难使这些度量变得更为容易。七八十年前的人们难以想象今天的国民账户体系，国民账户出现是因为人们需要它并且促成它，然后它才开始出现。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目的是向应用经济学家施加压力收集那些被忽视的信息。或许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人们对待自然资产也会像今天人们对待机器道路建筑一样给予重视。

　　2005年9月28日下午，第三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进行了题为“自然与经济发展：如何思考两者关系”的演讲。我们分两期简报报道这一活动，本期简报报道后半部分内容。

　　实证研究结果

　　达斯古普塔进一步介绍了他所做的实证研究结果，研究针对南亚（印度次大陆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使用1970-2000三十年数据。其中，制造资产数据使用各国的投资；人力资本数据使用教育和医疗支出；自然资产数据包括森林、石油和天然气，以及被视为一种全球公害的碳排放量。

　　达斯古普塔表明由于残差部分无法计算，可以假定他们很小，尽管无法证明，仍可以用人均财富作为社会福利近似估计。数据表明孟加拉国的人均财富呈下降趋势，三十年中平均每年下降0.61%；而人均GDP是上升的，每年增加1.8%，HDI也是增加，两类指标相反恰恰方向。达斯古普塔指出GDP和HDI增长是好事，但是不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孟加拉国的财富负增长来自自然资产下降。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情况和孟加拉国一样，人均财富增长率是负数，人均GDP增长都是正数，其中印度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21%。中国的人均财富和人均GDP两者同时增长。萨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财富和人均GDP两者同时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少数据，对自然资产的计算只包含了森林、石油天然气和碳排放量三项。生态系统的恶化没有被包含在内，污染、空气中的尘埃和氧化氮含量也没有被包含在自然资产内。因此，实际上对于生态系统的破坏情况可能比这些数据揭示的更为糟糕。比如一个村子的池塘干涸了，不会有人对此进行纪录，能够得到记录的统计数据可能是村子里的食物消费减少了。当人们由统计数据看到这个村子摄取的卡路里比以前有所减少时，无法知道其原因是从前那部分来自池塘的卡路里由于池塘的消失而不复存在。换句话说，生产基础缩的减造成了人们营养的下降。

　　达斯古普塔指出，经济体可以是只有一个人的家庭、村落、政区、州、国家或者整个世界。这里采用国家为作为经济单位是因为大多数的数据都是由国家进行统计的，这些讨论可以通过适当的转换推广到小到家庭大到全世界的不同经济体。

　　问答部分

　　陈平：我十分欣赏你的讲演。首先，你回到了经济学最初的根本问题，将自然和经济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达尔文和亚当·斯密。其次，你将时间放进了经济学中考虑，这是我的导师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所钟爱的。一个系统不考虑时间时是稳态的，一旦引入时间则需要考虑非线性的动态过程。第三，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学习你从全球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中国”意为中央之国，中国的经济学者研究的通常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全球问题。我与印度、俄罗斯或者犹太经济学者交谈发现他们都有全球观，中国经济学者却很少考虑。然而如果把中国看作一个世界，可以看到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在中国共存，因此你讨论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不仅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关，也批评了中国的内陆地区的情况。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有三种投入品，分别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而您的讨论中，三种投入品全都转换了名称并且转变成为一种资本，分别是自然资产、人力资本和制造资本。进行这些概念转换的好处是什么？使用人力资本取代劳动降低了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之间的分歧。但从一般意义上说，使用这些新名词的好处是什么？

　　达斯古普塔：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认为不同类型土地的质量是一定的，而我对环境资源讨论的核心是折旧。比如石油和天然气，这两种资产的折旧率完全是内生的，如果燃烧一加仑的石油或者天然气，这一加仑就消失了，虽然经过一定的地质时期上会再生，但需要漫长时间。生态系统通常有一个能够影响其质量的承载量，过度使用会造成折旧，因此环境资源的概念与仅仅把土地看作一种生产要素是不同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折旧看作常数，认为折旧是固定的而不是内生的，用投资减去折旧率可以得到净投资，从而得到资本积累。但是，如果折旧是内生的，我们当前的行为就会影响未来的资本资产。

　　对于人力资本，古典经济学把劳动看作生产的一种要素，把他们看作是一种纯粹劳动，或者说肌肉力量。人力资本则考虑了教育和医疗，接受教育的人不仅拥有纯粹劳动，还拥有技能。因此人力资本也是内生的，一个人一天的工作依赖于过去的投资，这是两者的不同。

　　林毅夫：您的讲演对中国非常及时，在过去的二十六年中中国经历了相当高的GDP增长，但是我们非常担心环境和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两年前你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时，四周是美丽的荷花和湖水，但是由于地下水的减少，现在我们已不再有美丽的湖水而只剩下湖底长出的野草。你的演讲正关系到诸如此类的变化。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医药技术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人口随着时间不断增长。但是自然资源是给定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自然资源必定会下降。对此需要有其他的补偿，人均GDP的增长可以看作一种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均GDP的增长，人均财富有没有可能增长？第二个问题是，一些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均财富同时增加，另一些国家人均GDP增加而人均财富减少，如何解释这两类国家的区别？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两者同时增加，有的国家不能？

　　达斯古普塔：对于第一个问题，人均拥有的自然资产随着人口增加而减少，因为自然有一个上限，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所以财富的增加只能通过创造更多其它形式的资本资产，即制造业资产和人力资产。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存在你提到的组合可能。前面列举了三种可能性：两者同时上升，如中国；两者同时下降，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GDP上升而人均财富下降，如印度次大陆地区。但从理论上看，GDP下降而财富增加情况是存在的。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存在一条环境的库兹涅夫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这可以由横截面数据观测，有时也可以由时间序列数据观测。如果用横轴衡量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纵轴代表污染的流量或者存量，就有一条呈倒U型的曲线。也就是说，当经济处于低收入的时候，污染很低，随着经济增长污染逐渐增加，最后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污染会减少。这里污染衡量的是城市里空气的氧化硫和氧化氮含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带来污染，环境保护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富裕的时候才有能力支付，此时再将污染程度恢复到令人满意的初始状态。

　　对于某一地区来说，处理这些氧化硫或者氧化氮并非十分困难，因为它们可以被风吹到其他城市，或者消散到大气中。但问题是，对于整个生态系统，一旦被摧毁后就难以逆转，所以我不赞同使用环境的库兹涅夫曲线为发展计划的制定提供建议。

　　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的表现好是因为占GDP30-40%的高投资带来制造资本增加，加上人力资本的增加，技术和制度增加也很高，这些因素超过负的自然资产。而对于印度次大陆地区的国家，其他资产的增加不足以弥补自然资产的下降。

　　提问：我也在研究人类发展问题，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主要问题是数据核算的问题，请问您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此外，在你的模型中，不同资本资产的价格非常重要，请问您在实证研究中如何估计它们的价格的？关于“财富”，我们通常都是指物质的概念，比如银行存款或者房屋等，你这里的“财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财富在你的实证研究中由什么构成？请您对“财富”给出进一步解释。

　　达斯古普塔：我并不完全赞同数据核算对于HDI是很大的问题，HDI的问题是没有将未来考虑在内。HDI中同样用到了资本资产的价格，HDI是GDP、平均寿命和识字率的线性组合，三部分具有不同的权重，权重就是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子价格。GDP、平均寿命和识字率都具有一定价值，所以资本资产的价格总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如何获得这些价格。理论可以给出这些资本资产价格的原理，根据定义，资本资产的价格是每增加一单位资本资产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改善。

　　我所使用的资本资产价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对于制造业资产，世界银行采用了各国统计数据，并且用各国的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转换。他们使用市场价格或者某种影子价格，其中可能消除了税收造成的价格扭曲。人力资本数据实际上无法令人满意，因为世界银行用医疗和教育支出作为医疗和教育的改进。如果是在一个能够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经济中，这么做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是，这么做就不一定正确。自然资本中的森林采用的是木材的市场价格，此外世界银行对于森林进行了抽样研究，估计生态系统的价值，再将这些抽样的结果用于全球。虽然这很不精确，但是至少做出了第一步，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森林资本基本没有考虑生态系统，主要包含木材的市场价格。全球气候变化基于全球的气候模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对其进行定期的修正，预测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率和海平面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固定资产的损害，再计算来自这些预测的资本资产价格。

　　这些是非常粗糙的，但是我相信这不会比GDP的核算更粗糙，而识字率的核算就更加草率。据我了解，就非洲而言，世界银行的官员可能仅仅因为邻国的识字率是40%而假定一个国家的识字率是40%。因为一些国家根本没有数据，对此却又不得不进行处理。我没有责备任何人，只是我的理解是，理论确实会推动数据。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收集数据，收集数据需要花费时间金钱和资源，人们还需要知道为什么收集这些数据。如果有足够的压力，工作就会完成。因为我们对于那些用于评估一国进步的数据没有施加很多压力，我们才会处于现在这样的不利局面。如果我们采用错误的经济指标，将会误导我们认为自己清楚什么是有益的，而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

　　提问：我目前的研究试图建立一个评估气候变化和能源消费的模型，希望您对于建立经济模型提一些建议？

　　达斯古普塔：目前，关于经济增长的模型通常都是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的模型的衍生，例如在其基础上将增长内生化。一般说来，模型包含制造资产、人力资本和规模因子。产出的增加来自投资和人力投入增加，余下的残差部分包含其他所有因素贡献。如果你需要考虑气候，可以在生产函数中增加生产中自然资源的流量，这个流量可以是生态系统服务，也可以是天然气。自然资源是一个总量，可以分为可耗尽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两类。全球变暖则反映在残差里，因为它是一项公产品或公害，正如技术和效率都包含在残差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通常对于残差的估计都假定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Cobb-Douglas），已有的模型都没有包含自然资本，只包括制造资本和人力资本。如果用能源消耗来衡量自然资本，因为能源消耗通常和生产函数中其他变量成比例变化，所以在引入自然资本后，生产函数中制造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权重会降低。自然资本持续增长会对残差产生负的效应。忽略了自然资本的模型得到的残差是有偏估计量，即残差被高估。换句话说，自然资本的增加会被误解成为技术的进步或者效率的提高。

　　曾志雄：请问有没有证据表明社会贴现率和消费增长成正比例关系？

　　达斯古普塔：对于两者之间正比例关系有大量的研究，罗伯特·赫尔（Robert Hull）最近做出了一些估计。我采用三倍是因为美国的估计结果在2到4之间，我对此取平均值。此外，保险领域的文献给出的数据也十分接近。需要注意的是，负的社会贴现率与正的市场利率并不矛盾，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全球共同的问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供稿，刘鎏、卢锋、郭己任整理）

(责任编辑：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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