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卡莱尔将经济学称为“令人沮丧的科学”，这里移用过来，借以表述经济学著作史的一般状况，应当是合适的。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那里，虽然只说资本财富，但也说道德情操；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却蜕变成实证经济学，技术经济学，致力于数理分析，多种著作充斥着数字、公式、图表，力图摆脱价值判断。经典作家大抵是独立写作者，他们向社会敞开自己的经济思想和改造世界的计划；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努力为政府写作，不少著作是策论式的。因此，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出版（1999年9月初版）特别令人振奋。这是一个具有明确为弱势者写作意向的作家。他的著作，充满着一种道义感，种种技术分析为激情所支配，闪耀着科学的圣光。

　　森于1933年生于印度，几十年去国离乡，至今仍然保持印度国籍。1953年，他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获博士学位，曾执教于剑桥大学、德里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等；1987年在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次年返回英国，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94年，他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教学，森还在许多学校和国际机构做过学术研究，1989年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担任《人类发展报告》的顾问工作。在研究中，他把经济学同哲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研究范围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到贫困、饥饿、收入分配等大量经济现象，视野十分开阔，但目光始终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最具威胁性的问题。他的研究不但是革命性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高度评价说的：“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然而，作为一种学术倾向，面向现实和穷人，未必能够获得周围的学术小圈子的赞同。至少，他的导师罗宾逊夫人便极力反对他，要求他抛弃这些远离抽象理论的“道德垃圾”。在学术道路的选择方面，他表现得相当偏执。他自述说，他之所以从自然科学转向经济学，是因为深受泰戈尔的“印度理念”的影响，再就是，他的家乡孟加拉在他九岁时发生的大饥荒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深切地知道，他和他的导师乃分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阿马蒂亚”，这个名字的本意，就是“另一个世界”。

　　自由：发展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把发展当作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关键是，发展意味着什么？朝什么方向发展？那些被看作促进发展的因素，会不会倒过来对发展本身造成损害？分歧恰恰出在这里。与众不同的是，森认为，发展并不是终极目标，自由才是发展的目标，发展只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已。

　　就这样，在发展问题上，森安放了一个楔子一般的坚硬而锐利的视角：自由。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把他所持的自由的发展观同狭隘的发展观作了对比。所谓狭隘的发展观，是把发展定位于纯经济目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社会产品的丰富、个人收入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管理的现代化等等。森指出，所有这些目标都属于工具性范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而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只能是自由。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发展必须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森特别重视贫困，认为极度贫困会导致经济不自由，会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一个弱小的牺牲品。同时，经济不自由可以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或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不自由一样。专事贫困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本来就极少，突出的如缪尔达尔，他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法则分析美国黑人和南亚的贫困现象，说是“歧视繁殖了歧视”，着眼点仍是收入不平等。像森这样把贫困直接纳入自由的范畴进行综合考量的，在经济学说史上恐怕没有先例。

　　森既然认为发展只是为了促进自由，就有理由要求集中注意这一主导性目的，而非别的手段和工具。在这里，自由是固有的、实质性的，它构成发展的建构性部分而变得无可替代。书中回溯了废奴前美国南部奴隶的生存状况，说那里的奴隶比自由农业工人拥有相对较高的货币收入，而寿命期望值也不特别低，几乎等同于法国和荷兰那样的发达国家，而且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自由的城市工业工人，但黑奴还是逃跑。当奴隶制废除后，庄园主曾试图召回昔日的奴隶，给他们给付更高的工资，让他们继续按奴隶的方式——奴役劳动和人身依附相结合——工作，但始终未能取得成功。为什么？因为个人自由至高无上。作为一种发展观，森强调的是面向主体的观点，即是：只有当生命个体成为自由、独立的主体，所谓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每一个个人，都应当有效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应沦为被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

　　森主张把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学分析，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由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拥有，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控制、歧视、奴役和压迫都不能被接受。自由的存在根本无须给出理由，它本身就是价值，无须借助别的事物来体现它的价值。只有在自由这一基本价值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经济福利方面的改善才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福利的增加。

　　自由在书中分为实质性自由和工具性自由。实质性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阅读计算、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森借以表述实质自由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个人自由从事各种不同活动的可行性，实际上是自由选择的能力。森曾经使用过的“权利”、“机会”等概念，都可以包括在这“能力”里面。以贫困为例，在森看来，贫困不仅限于贫困人口的低收入，从本质上说，它意味着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缺乏和丧失。因此，种种解困脱贫的办法，重要的还不是收入的补充，而是让贫困人口获得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即获得自由。由此出发，森强调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并且指出，一个失去能力的人是无法承担责任，也不能认为是有责任的。关于工具性自由，森列举了五种不同的形式：首先是政治自由，也可以说是民主，主要表现为言论自由和普选；其次是经济条件，表现为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三、社会机会，重要的是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社会安排；四、透明性担保；五、防护性保障措施。对于政治自由，森阐释说：“政治自由，就广义（包括通常所称的公民权利）而言，指的是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也包括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等的可能性。这些自由包括人们在民主政体下所拥有的最广义的政治权益（entitlement），甚至包括诸如政治对话，保持异见和批评当局的机会，以及投票权和参与挑选立法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权利。”同时，他又指出：“政治自由和自由权只具有可允性（permissive）的优越性，其实效性取决于政治自由和自由权是如何行使的。”因此，尽管民主无可争议地被看作是社会机会的一个主要来源，却仍然需要具备使之良好运作的方式和手段。其中，他特别强调广泛的参与，此外，还提及反对派的重要作用。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贯重视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独立运作，对此，森提醒说：“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常常致使人们反对和否定市场机制，事实上，这些问题并非由市场本身而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森指出，这些问题包括：对运用市场交易准备不足，毫无约束的信息藏匿和缺乏法规管理，使强势者能够利用非对称的优势牟利。因此，他多次论及公共政策和公共行动的重要性，说：“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市场机制的深远力量必须通过创造基本的社会机会来补充。”他提出，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警惕“既得利益小集团”的高调宣传，蕴含在排除竞争的努力中进行的“寻租活动”。至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他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借助公共讨论和参与式政治决策的自由来解决，即通过民主政制来解决。民主与自由，森是通过“能力”的获取，即将机会向弱势者倾斜的思维途径达致的，这样，平等已然植入自由之中。在涉及社会机会问题时，他有一个意见，就是：应当把人类发展的资金用于对提高生活质量更起作用的领域，而不应把公共资源用于其他社会利益远不清楚的目标上。他举例说：“现在一个又一个穷国用于军费上的大量支出常常比基本教育或医疗保健费高出几倍。财政保守主义是军备扩散主义的噩梦，而不是学校教师或医院护士的噩梦。学校教师或医院护士比军队的将军更感到财政保守主义的威胁，表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总是是非颠倒。”森总是不忘把自由同每一个人的有价值的生活联系起来。

　　在书中，五种不同形式的自由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结合以扩展一般性人类自由的。森认为，惟有凭借自由这个综合视角，才能合理地评估各种制度、机构，以及有关发展的状况。

　　关于饥荒

　　在俄罗斯文化史上，曾经有过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划分，这在当时颇有点惟“出身论”的味道。其实，在现时代也不妨沿用这个说法，结合社会地位和思想倾向，知识分子可分为贵族化和平民化两类。倘如此，森明显地是属于平民化知识分子的。仅是论贫困和饥荒的专著他就有四种。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除不少篇幅论及穷人和妇女外，还有专章特别讨论到饥荒。

　　关于饥荒，森给出两种观点：其一是简单地归于食物供给不足；另一种观点则深入研究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重视的是粮食供给之外的因素。早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森已经指出，以粮食为中心的观点很少能够解释饥饿，它既不能告诉我们在粮食供给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饥荒何以会发生；它也不能告诉我们，在饥饿伴随着粮食减少的情况下，为何一些人啼饥号寒，而另一些人却脑满肠肥。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问题。森认为，在一个社会所有获取和控制食物的合法手段中，权利是最重要的。饥荒的发生，实际上往往是饥民获取食物权利的失效。一个人支配粮食，或其他一种他希望获得和拥有的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是为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特性所决定的。于是，权利作为分析粮食问题的一种方法，便带上了一般性。森揭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世界性现象，就是饥荒从来未曾发生在具有民主制政府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而通常发生在权威主义社会、殖民地、一党制国家，或军事独裁国家。他指出，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他描述说：“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他认为，防止饥荒的第一个要素是信息，再就是政治的激励因素。此外，他还强调说：“出版自由和活跃的政治反对派是受饥荒威胁的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早期报警系统。”

　　为了阐释他的粮食权利观念，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列举了多个国家地区的饥荒情况，其中也提到了印度和中国。新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第二章对两国就发展的目标和手段进行了比较。森认为，从改革——走向更开放的、参与国际的、市场导向的经济——的社会准备方面，中国比印度更充分一些，但又认为印度公民享受的民主自由更充分一些；而作为“缺少民主所造成的损害”的案例，森说的便是：“中国曾经有过‘大跃进’失败后的严重饥荒，而印度在1947年独立以后从未有过一次饥荒。”第七章在考察政治权利和经济需要之间的关系就防止饥荒这一特定问题时，他仍以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为例，说明民主机制的重要性。

　　所谓“亚洲价值观”

　　所谓民主自由妨碍经济发展的论调——书中称为“亚洲价值观”，或称“李光耀命题”——当然要遭到森的驳斥。他对1993年春天维也纳人权会议作了回顾。会上，若干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反对大会在全球范围内一般赞同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反对把它们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其理由是，重点必须放在与重要物质需要相关的“经济权利”上。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官方倡导的一种确立已久的分析模式。在这里，森把问题化简为：“什么应该是第一位的？是消除贫困和痛苦，还是保障那些其实对穷人来说没有多少用处的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权利？”书中批判了那种不是把民主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而是结果的观点。对于所谓穷人一般不关心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命题，他反驳道：“政治和公民权利能够有力地唤起人们对普遍性需要的关注，并要求有恰当的公共行动。对于人们的深切痛苦，政府的反应通常取决于对政府的压力，这正是行使政治权利（投票、批评、抗议等等）可以造成重大区别的地方。这是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工具性’作用的组成部分。”他进一步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本身具有直接的重要性，而这，无须通过在经济方面的作用而间接地得到证明。森强调说，这种对政治自由的剥夺是压迫性的，即使未曾导致其他有害影响，也应受到谴责。

　　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价值观”的存在？对此，森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像有些人所强调的那么严重，并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亚洲传统中是否存在非自由的观点，而在于是否存在倾向自由的观点。”因此，有理由认为，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是，其中以秩序、纪律和“国家权利”为由，漠视自由权和其他自由的思想，以特殊性为由，排拒普适性的思想，就本质而言，只是为亚洲的一些权威主义政治安排提供正当性依据而已。他说；“李光耀命题的基础是特选的、有限的信息，其实，没有什么普遍性的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府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确实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他确信来自不同文化国度的人们完全可能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赞同和信守对于自由的重要承诺。

　　对于大半生时光在西方度过的森来说，毕竟倾向于西方的价值观；他的关于自由和发展的观念，就建立在这上面。相对于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他把这些看作是现代的观念、过激的观念，并且毫不讳言自己是左倾的。当他怀着深沉的热爱和忧患关注他的祖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其批判是深刻的；至于如何在一片满布着穷人和文盲的土地上扩展自由和实现发展，他的设想未免显得过于乐观了一些。然而，无论如何，他的著作以自由的硬度突破发展的藩篱而集中了我们的理性思考，这是可感激的。一个经济学家的再缜密的论说，也不可能解决现实中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惟有依靠千千万万努力走出“囚徒困境”的人们的自由实践去解决。但是重要的是，他给出了一种理念，一种认知方式，他显示了经济学的良心。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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