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05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在北京公布。此前的10月12日，胡润发布了“百富榜”。两个榜的上榜人数都是400人。按中国人口300万分之一左右概率选出的他们，自然受到公众的关注。

　　我们注意到，尽管贫富分化已成为一个社会敏感话题，但这两次发榜，并未引致对富豪的普遍质疑。而富豪榜1999年推出后的那几年，被戏称为“通缉榜”，富豪避之不及。

　　大致是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后，富豪们的原罪感、危机感逐步变为安定感。

　　肯定财富的价值，肯定富豪的贡献，对一个历史上长期将商业商人视为末业末民的国家来说，殊为不易。竺可桢先生指出，春秋时代，商业尚未发达，当时帝王并不感觉到商人夺取政权的威胁，所以《左传》有“务材顺农，通商惠工”之说；《国语》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之语，农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商鞅以后，重农抑商、农本商末之论勃兴，汉初工商业有了长足进步后，贾谊、董仲舒主张严厉裁抑商人，汉武帝更厉行多种抑商政策，将当时最大的私人企业、盐和铁收归官营。由于将经商看做“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之事，所以抑制商业发展就成为历代帝王的基本思想。“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能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以发展。”这是竺可桢在回答“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这一谜语时的结论。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清朝的衰落，与清政府垄断一切重要的工商业、抑制民间经济的发展有关。当时，所有大型生产活动都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清政府不仅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而且利用其任意侵犯民间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清朝大盐商江春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在此背景下，即使民营企业家有了资本积累，也要捐官买爵、兴建牌坊，而不会谋求持续发展。

　　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瞩目、财富涌流的热土，这与整个国家财富观念的突破是分不开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是促进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尽快富裕起来。以这些观念为基础，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才可以竞相迸发出来。

　　回顾中国富豪榜，不难看出，富豪的财富增长极为迅速。以胡润百富榜为例，1999年，第50位富豪的财富为人民币5000万元，2000年第100位富豪的身价为3.5亿元，2001年增至5亿元，2002年 7 亿元，2003 年9 亿元，2004 年12.5 亿元，2005年17亿元。

　　在我们看来，富豪们财富的增加，除了其企业获利能力的提高，因为抓住了一些成熟市场不常见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性机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全球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环境和市场潜力看好，因此包含中国概念的不少民企得以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部分企业还得到比较高的估值。由于富豪榜的财富评估方式是计算富豪所拥有资产的市场价值(如果资产已上市，就计算在股市上的市值；如果资产没有上市，就以所在行业已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为基础来评估其价值)，所以在市场热捧“中国价值”、希望通过投资中国企业分享中国经济未来的大背景下，富豪们财富的上升是必然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希望中国富豪在自己的财富上升时，能体认到“中国价值”的作用。荣智健这样评价中信泰富的成功：“自己的努力占30%，好的团队占30%，好的政策支持占40%。”中国的开放富民政策和正在不断改善的投资经商环境，以及社会的稳定状态和巨量人口效应(中国人均GDP不高，2004年为1269美元，成长性甚强)，这些都是“中国价值”的元素。珍惜这种价值，则中国富豪当会以更高的标准审视自我，超越自我，并对社会有更多的责任担当。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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