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既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强劲的增长动力，也为当今中国社会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在困扰着政府和学界的诸多社会问题中，信任短缺、社会腐败，以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头能否持续，已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有识之士所密切关注的三大现实问题。

　　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信任短缺”，甚至比目前“宏观调控”下的钢材、水泥、煤炭、电力和交通还“紧缺”，这不会不引起我们一些有洞识的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社会信任和商业信用体系何来？显然，社会信任并不是道学家的道德呼喊所能呼唤出来的，也不是经济伦理学家的理论探索所能研究出来的。市场交换中的社会信任与良序的商业信用体系何以生成？在这个问题上，张维迎教授曾经指出，这与产权制度安排以及政府的职能与作用密切关联。

　　为什么说信任和商业信用体系与产权密切相关？根据孟子“无恒产者无恒心”和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产权是道德之神”的命题，可以认为，在一个市场交换经济中，如果没有足够稳定的产权结构，就没有确保人们商业交往中的许诺兑现和履行的制度保障，实际上也就不可能签订行之有效和确定实施的契约，在处于交易与交往关系中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就很难相互信任，因而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良序市场。

　　进一步追问，就会追溯到规约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上来了。很明显，没有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会有明晰的和刚性的产权制度，因而也可以说没有法律就没有产权。一些商家不讲信誉，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以及目前中国企业所表现出来的短期行为，说来说去都与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密切相关。在世界上，法律体系越完善的国家，社会信任度也越高，商业信用体系也越加发达。从国内的情况来说，在浙江、江苏、广东和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由于这些省份和地区的政府行政行为比较规范和较多为政府行政法规所约束，其社会信任和商业诚信程度要比内地和东北相对落后地区高一些，这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沿着当今中国信任缺失的社会根源问题进行理论梳理，就会发现，社会信任缺失也与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密切相关。而当今中国社会较为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也与市场经济初成阶段的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有某种关系，因而可以认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政府公务员腐败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体制和制度原因的。

　　从市场经济内部法制建设与政府官员的腐败的关系来看，当市场运行的基本框架在中国经济内部生成后，如果没有一个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约仍然深陷在市场操控之中的政府官员的行为，那么只会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我们不能仅从政府官员的个人品质和思想认识上去找问题的原因，而须从制度安排上反思约束市场秩序运行的基础法律构架。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和行政范围，或言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自然也就意味着不会存在有效约束政府官员腐败寻租的制度机制，因而腐败也必定伴政府管制而生。且政府的管制越多，赋予政府机关的权力越大，政府官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多，由他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经济社会命运和市场运行的力量也就越强，腐败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高。用通俗的话来说，政府监管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这个批，那个审，每批一个条子，每审一个项目，官员就获得一个“腐败”的机会，手中就多握有一个“寻租”的砝码。这样一来，在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个人通过市场交易来发财致富的普遍价值导向。

　　把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来审视，就会推想，如果不是在我们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政体的基本架构上做些文章，而仅仅期盼有像包拯那样的清官和雍正那样严厉的皇帝来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或者只是指靠思想道德教育来说服官员清廉守法，在整个社会的物质利益追求和发财致富的导向已变成了人们的普遍价值观的今天，那只会愈惩愈多，愈反愈腐，愈说愈虚。

　　无论从人类社会经济史的历史长河来看，还是从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社会腐败横生的社会格局中能够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当代印度的腐败制度化和一些拉美国家长期陷入经济增长疲软的困境中不能自拔，均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些停留于个人专制和家族统治的国家(如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印尼)，则因政府官员腐败和社会动乱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无论从人类近现代经济史的经验来看，还是从法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在国家政体的基本构架和法制建设上真正有所作为，市场运行的诚信体系建设和腐败普遍化问题将迟早会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羁绊，且这一天也许并不十分遥远。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任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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