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多女少"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胎儿性别鉴定市场,地下B超"一条龙",看得见打不着

　　新华网郑州11月7日专电（记者林嵬　张兴军）“乖灵才”幼儿园是郑州一家规模较大的“民工幼儿园”，这几年招生中却出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幼儿园园长李娜告诉记者说：“全园230多名小朋友中，女孩只有70名。”

　　按照国际标准，新生儿男女性别比正常值应为102—107：100，但我国目前已达116.8：100，而农村人口又是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记者调查发现，“男多女少”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胎儿性别鉴定市场，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推波助澜”。

　　“通常在店里揽生意，回家做鉴定”

　　河南省西平县解放路上有一家妇科诊所，从表面上看中规中矩。可是，当地群众反映，这家诊所长期从事非法胎儿性别鉴定。记者近日来到诊所开办者“王大夫”居住的城关镇小庄新村明察暗访。一位当地居民告诉记者：“‘王大夫’家藏有一台B超机，通常在店里揽生意，回家做鉴定。同村的肖江平家也有一台，光看是男孩还是女孩。”

　　村里一位看公厕的老人说：“这两家经营了好些年，用B超照一次，女孩收30元，男孩收40元。”

　　记者来到肖江平家，她否认家里有B超。一位居民说：“现在卫生局查得紧，你领着孕妇来，人家才会相信。”记者来到“王大夫”家，自称要高价买“生男秘方”。“王大夫”说：“有祖传的方子，吃了保管生男。”记者问：“怎么才能证明是男孩？”“王大夫”说：“怀上了就可以来检验，家里有B超。”记者问：“来鉴定的多吗？”“王大夫”说：“多的时候一天有七八人，绝大部分是农村来的。”

　　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人工终止妊娠，渐成“一条龙”之势

　　记者又来到郑州一些农民工聚集的“城中村”，发现“B超”“大月份引产”“药物流产”等广告牌随处可见，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人工终止妊娠，渐成“一条龙”之势。

　　在黑朱庄社区，只见一家诊所门前立着一人多高的标牌，上面用红色字体写着“B超”和“人流”。记者走进去，见两名20多岁的小青年正躺在床上聊天。记者表示想帮人联系做胎儿性别鉴定，其中一名青年连称“没问题”。他说：“做鉴定我们这些人都行，手术还得从大医院请医生来做。”记者问：“我咋没看见仪器设备呢？”小青年说：“B超、包括人工流产的手术设备都有，都放在诊所后面的大屋子里。”

　　在黑朱庄的另一家诊所里，记者发现屋里空空荡荡的，只摆着一些药品。一位自称姓邵的“大夫”说：“诊所只做看病用，设备甚至包括手术室都在诊所后面的楼上。”在“邵大夫”这里，记者看到了一本约有10多页的登记本，上面写满了诊所以前所做人流手术的登记信息，其中孕期较长的达到两个多月，孕期短的在一个月左右。“邵大夫”说，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工，也有高校学生。

　　“取证难”困扰执法者

　　去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非法销售或者使用终止妊娠药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河南省准备立法禁止鉴定胎儿性别，陕西、海南等省还将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实行“一票否决”，但地下“B超市场”却屡禁不止。河南省卫生部门一些执法人员反映，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取证困难，经常是看得见，打不住。

　　郑州市卫生监督所所长助理单志民说，他们得到很多举报线索，但是取证非常困难。首先胎儿性别鉴定有孕妇在，所以是私密的，外人很难在场；其次，这种检测通常不会有任何报告，查无实据，非法所得也无法估算。

　　单志民说，他们曾经找来一名孕妇，在其身上装上录音设备试图取证。但出来后才发现，“医生”说的是行内暗语。录音里只听见“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回答：“男孩。”“医生”就说：“那你就请客吧！”单志民说：“这句话无法作为法庭证据。”

　　西平县卫生执法大队队长戴耀民也为如何取证感到“头痛”。他说：“去年以来，我们打击了3家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诊所，但责任人都因证据不足未能处罚。”“我们找了一名女村妇女‘当托’，进行了胎儿性别鉴定，但举证时，这名妇女出于情面考虑不愿出面证明。”

　　在查处另一起案件时，卫生执法大队的同志和公安干警蹲点10多天守候，查了2例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案件，但被鉴定者和“医生”都不配合，称是进行病理化验，最终只能将违法嫌疑人取保候审。

　　小“B超”关系“人口安全”大课题

　　专家指出，出生胎儿性别失衡已关系到我国“人口安全”这一重大课题。如果控制不好，到2020年，我国农村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难人群会遭遇严重的“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婚外性行为会增多；家庭稳定性也将受到冲击；并可能产生男性劳动力就业积压、老龄化问题加剧和社会保障负担加重等社会经济问题，社会不安定因素也随之增加。但要化解“人口安全风险”，需要从B超管理抓起。

　　郑州市卫生监督所所长助理单志民说，从执法角度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母婴保健法》都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有所约束，但都没有授权卫生执法部门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而在市场上，购买B超机又没有任何限制，谁都可以买，根本搞不清市场上有多少台“黑B超”。如今还出现了一种便携式B超，只有一尺见方，客观上造成了胎儿性别鉴定“游击队”的大量出现，使打击、取证更加困难。

　　西平县卫生执法大队队长戴耀民说，农村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市场随着B超机降价而扩大。以前，B超机是高档医用设备，售价在10万元以上，如今一台新B超机只卖2万元—3万元，而医院淘汰下来的“二手B超”，只要几千元，B超已迅速进入城乡地区的小诊所。这几年，在农村“二胎户”中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双女户”很少，头一胎是女孩的，第二胎是男孩的几率非常高，这种不正常现象，同B超的普及有很大关系。

　　单志民建议，国家应实行购买B超机“许可制”，这样，一见到拥有“黑B超”的，执法人员就可以处罚。同时，应强制在B超设备安装记忆芯片，增加记忆功能，以便于稽查。一些专家指出，如果要从根本上杜绝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现象，必须尽快修改《刑法》，强力震摄非法选择胎儿性别行为。对有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者，依照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责任编辑：胡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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