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咨询专家诸大建

    最多用两份能源换四份GDP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您在多次演讲中谈到C（China）模式，这个概念是您的创造吗？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提出这一发展模式的？

　　诸大建：A模式、B模式是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B模式》（2003年中文版）中提出来的。2003年底我在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时，读到布朗的这本书。因为自从1998年写了循环经济文章以后,一直感到中国在减物质化方面需要有自己的模式，于是就在作报告和写文章的一些场合提出了C模式这样一个概念。这两年来一直在这个方面进行思考和做细化工作。今年2月到8月，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遇到了莱斯特·布朗，和他聊了聊，更加感到C模式对中国未来10年到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是适宜的。觉得可以从理论（为什么）、战略（是什么）以及领域和途径（怎么做）三个方面，提出一些系统性的看法。

　　《第一财经日报》：您能否简要阐述一下C模式的内涵？

　　诸大建：谈C模式先要谈A模式和B模式。这都是在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本的消耗问题。A模式是说在经济发展时，物质消耗和环境压力同比例上升，是共耦发展的情况；B模式是脱钩发展的模式，即经济增长的同时物质消耗和环境压力下降，是一个喇叭口的形状。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走的是A模式的道路，但限于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以及现有的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也不可能立即沿用布朗提倡的较高发展阶段的B模式。

　　我认为C模式是与中国现阶段发展相适应的资源生产率提高模式。在C模式中，中国的经济仍保持既定目标的增长（即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人均GDP翻两番的经济目标），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有一个先减速增长、然后再趋于稳定的过程。以能源为例，如果采用A模式，按照这几年的情况起码要用四份能源换四份GDP；B模式就是零增长的能源消耗，用一份能源换四份GDP；C模式是介于A模式和B模式之间的模式，要求最多用两份能源换四份GDP。新型城市化、产业化、现代化

　　《第一财经日报》：您说要实现土地、能源、水、原材料等的成倍节约，这是C模式的具体实践路径？

　　诸大建：C模式是一个总的战略，要求在中国未来（到2020年）经济增长四倍的同时，将主要的自然资源消耗控制在两倍增长以内。实施的途径有三个，一个是新型城市化，一个是新型产业化，一个是新型现代化。

　　新型城市化是要从城乡空间中挖掘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潜力。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要立足于走节地、节能、节水、节材以及在空间上紧凑扩展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设中要注意发展两类具有减物质化意义的生态聚集空间。一是要发展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物质流能够闭路循环的生态型产业园区，发展具有集中提供能源、水、材料以及污染处理能力的产业集群；二是要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物质消耗和废物排放为特征的生态型居住园区。

　　新型产业化是要从产业结构中挖掘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潜力。首先，应该注意到以劳务或服务为导向的第三产业发展，是有利于减物质化的。其次，我们需要对高消耗、高排放的第二产业进行减物质化的改造和提升，在第二产业中提倡发展具有清洁生产、生态工业性质的行业和企业。此外，我们还应该大力发展对生产和消费后的废弃物进行再加工利用的所谓“静脉产业”，将原来的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转化为经济活动的动力。

　　新型现代化或者可持续消费是要从产品功能上挖掘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潜力。一是要鼓励生产和使用具有耐用性质的生活用品和城市设施。二是要鼓励和使用具有共同享用性质的生活用品和城市设施。在城市公共领域对私人化用品的过多依赖是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减物质化的。突破制度瓶颈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实现C模式战略目标的瓶颈在哪里？

　　诸大建：瓶颈在制度。现在大家对经济目标讲得很清楚，GDP每年增长多少有本账，但是能源、土地、水等会增加多少，这笔账从来没人清楚地算过和讲过。如果不清楚GDP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C模式的减物质化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不是说为了GDP增长，供给规模越大越好。可以倒过来看看，从总体的资源供给可能是多少，来考虑GDP怎样的增速比较好。一切为GDP增长服务的思路该改一改了。

　　在减物质化方面，我们要理清三个思路：其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不是因为现在资源紧张了，能源缺少了，我们就来叫一叫，这不是一个临时性的问题，而是个长期性的问题；其二，单个的节约行动是不解决问题的，要战略地、系统地、整体地去思考中国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问题；其三，光考虑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可以承受的资源消耗的总体规模。例如，单个汽车物质消耗或者环境影响的减少，这是效率上的进步，但如果买汽车的人大幅度增加了，总体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仍然是增加的。这就是我前面强调的，与GDP发展相应的总体物质规模要控制好。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操作过程中经常忽略的。

　　因此，我们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还需要体制创新，具体包括三种，一种是政府导向的，一种是市场导向的，一种是公众参与的。政府主导的方式，主要采用命令、管制等形式，但这种管理方式很难控制面源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比如说，要政府盯住街上跑的每辆摩托车的资源环境影响，显然非常困难。但如果通过油价或者燃油税等，就可以有效地提高效率，这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市场机制。社会参与的体制，比如说对产品定下绿色标准并予明示，让老百姓在购买行为中用钞票来淘汰资源浪费和环境有害的产品。我们现在只看到政府通过命令、管制等手段等来推进循环经济，这不可能将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成倍降下来，所以要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共同起作用。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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