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慈济医药联合企业健康体检中心与《信报》联合举办的万名的哥免费健康体检公益活动2004年04月03日圆满结束。在历时一年的体检中，共有近9000名的哥参与了这次活动。慈济体检中心从体检报告中随机抽取4200人进行健康状况分析，其中体检项目未见明显异常的304人，占抽查人数（右同）的7．2％，其余92．8％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健康问题。图为患病率统计。

由慈济医药联合企业健康体检中心与《信报》联合举办的万名的哥免费健康体检公益活动2004年04月03日圆满结束。在历时一年的体检中，共有近9000名的哥参与了这次活动。慈济体检中心从体检报告中随机抽取4200人进行健康状况分析，其中体检项目未见明显异常的304人，占抽查人数（右同）的7．2％，其余92．8％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健康问题。图为患病率统计。

４８岁的北京首汽股份有限公司司机提恩海接受《新闻调查》采访，根据最新的对北京出租车司机健康状况的抽样调查，40%的出租车司机患有脂肪肝，高血脂、颈椎病、心脏病也在威胁司机的健康。（央视《新闻调查》）

北京出租车司机：为“车份钱”奔命

　　“从开上了出租车,我们就没有过正常人的生活。”武汉街头，聚在一起午餐的出租车司机这样对记者说“没有正常的上下班时间，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就是和家人一起吃顿饭，也要‘千年等一回’”。

　　《瞭望新闻周刊》的调查，一步步追踪到司机压力的源头。越来越明显的是，这群自我戏称为“当代祥子”，在城市街头流动不息的人们，迫切需要制度改革以提供基本的保护。

　　“下辈子再也不开出租车了”

　　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共有98万辆出租车，200万司机，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最大的感受是疲劳过度、健康欠佳。

　　在首都北京，行业压力表现在“的哥”猝死逐年上升。2004年2月，北京朝阳区一位王姓出租车司机在行驶途中忽然感到憋气、胸闷，被同行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5月，北京顺义出租车司机李某驾车时突发心肌梗死，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10月，一辆出租车行至北京东三环农展桥附近时，司机赵某猝死，乘客跳车逃生；今年2月，北京银建出租车公司一位司机猝死于海淀区车道沟桥西北侧的荒地里。

　　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专家温绍君介绍说，超负荷工作让“的哥”不得不长时间熬夜。疲劳过度和精神紧张，是造成“的哥”猝死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销商学院的专家调查发现，北京出租车司机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月工作427小时，每年工作585个工作日，是法定工作日的两倍半。

　　长期超负荷工作让出租车司机成为一个伤痕累累的群体。去年10月北京普京医院对233名出租车司机进行的体检结果显示，40%司机患有前列腺肥大、38%患高血压、32%有肥胖病、31%有高血脂，完全合格的体检报告不到20%。

　　南昌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出租车司机体检的情况亦显示，疲劳综合症、胃病、前列腺疾病、腰腿综合症是这个行业的职业病。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吴海根说，参加体检的6000多名司机，多数都有不同的疾病，患一种以上疾病，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司机达40%以上。

　　健康状态欠佳与精神压力紧密相连。“出租车是一个技术含量不高的营生。行业门槛很低，所以出租车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没有很高的文化。”在武汉开了十多年出租车的李佩红说。在她这些年的出租车生涯中，亲眼目睹了很多司机因为一次大的交通事故而倾家荡产，最后不得不退出这一行业。

　　今年40岁的武汉“的哥”孙必胜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很多在40岁左右，一般都是下岗工人或郊区农民。出租车运营收入几乎是司机全家的生活来源，只要上路就不能有任何闪失，“出了大的纰漏就等于砸了全家的饭碗”。

　　在重重压力下，八成以上的司机都表示“下辈子再也不开出租车了”，一些司机最大的愿望是，尽可能地多赚点，及早结束这“如履薄冰”般的生活。

　　八小时外才为自己挣钱

　　透支生命、疲惫的生存状态来源于简单化管理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概括这个行业的经营特点，是“司机卖命、企业赚钱、政府担责。”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多个城市，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大多在2000元左右，每天必须上缴的份钱在180元到220元之间。出租车司机说，只要生病达到5天，一个月没日没夜地跑也是白干。

　　在上海，汽油涨价以后，双班出租车平均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8小时以上，“的哥”每天至少要工作14小时才能完成550元的营业额，刚够抵扣当日上缴公司的份钱和油费。他们说“以前上午为公司干，下午为自己干；现在是上午为汽油干，下午为公司干，晚上才能为自己干”。

　　这种情况在各大城市基本是一样的。由于政府出租车经营权转让价格太高，或对出租车公司的管理简化为“经济指标”的倾向，造成司机经济压力大，恶化了出租车司机生存质量。

　　据记者调查，虽然各地的出租车管理模式不同，但政府、企业、司机三者的权责不清却基本相似。政府和出租车企业之间仅仅是一种经营权的买卖或划拨的经济关系，没有约束、监督、控制企业的手段，缺乏对从业人员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工作质量等方面的管理要求；另一方面，企业与司机的产权不清晰，企业可以随意增加司机负担，最终产生矛盾却要由政府以公共资源埋单。结果是政府、从业人员与全社会共同付出，出租车公司得利。

　　一些城市对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的管理具有简单市场化的倾向。随意、盲目，以经济效益为唯一标准，将有偿使用费制定得高的离谱，造成行业成本增加。如湖北十堰市每辆出租车的5年经营权为33万元，杭州10年期经营权38万元，温州和深圳的无限期使用权高达百万元。

　　另一些城市则转让经营权给出租车公司，企业获得政府的垄断权力后也获得“永恒利润”的机会，成为“二政府”。其后果，一是企业用经营权获取最大利润，随心所欲与司机签定各种充满“霸王条款”的不平等合同；二是炒作转卖成风，抬高运营成本，政府、司机均失去利益。如武汉企业之间每辆出租车经营权 的公开倒买倒卖价格从去年下半年的7万元上升到13万元，黑市交易价最高达到35万元。

　　出租车公司“吃政策饭”后，不出力也挣钱。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挂靠管理费”。一些城市的出租车名义上是公司所有，但相当部分都是私人产权，这些私人车辆按照规定必须挂靠一家公司，出租车公司每月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二是经营权转让费。出租车公司通过竞拍、转卖等形式从政府部门和其他出租车公司取得经营权之后，再加价转让给出租车司机，赚取一定的差价；三是承包租金，即包含代缴的各种税费在内的“份钱”，一般每月在3800元到6300元不等，最高的深圳市每月达到1.3万元，北京也高达4000元到5000多元。

　　在管理方式上的简单化、片面市场化弊端，使出租车司机要透支体力与健康才能获得起码的生活收入，没有抵御医疗、油价上涨等风险的能力，他们的负荷已达到生理、心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成为脆弱容易受伤害的人群。

(责任编辑：胡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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