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化的思想笔记（二）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近代以来作为一种宏大的社会综合运动的现代化的来源及其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不过，我必须强调，虽然现代化运动起源于欧洲，但一旦它诞生之后，就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成为某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历史趋势。

　　过去一个世纪中，“现代化”与“西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曾经在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中引发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20世纪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那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思想是简单肤浅的，后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以“西化”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改造的实践导致的是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不仅其价值取向未必足取，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是一项除非经历大跨度历史阶段而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任何一个社会都建立在自身的传统文化基础上，传统之于社会就像土壤之于农业。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许多先进方法移植来自异域的种子，使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我们不可能把我们脚下的土壤成分也改造得跟异域一模一样，甚至也没有能力让不适应本地土壤和气候的异域植物成活。因而，越是拥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国家，就越不可能彻底“西化”。

　　第二，西方在全面现代化时所面临的环境对今天正在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非西方社会来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西方崛起时的很多重要的“初始条件”已不复存在；例如，从17世纪初开始，西欧列强在全球展开了残酷原始资本积累———武力扩张、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大规模奴隶贸易……就连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西方能够率先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初始条件。显然，在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和国际政治秩序中，后发展国家不可能重拾昔日西方列强的上述令人不齿的手段。不惟如此，它们本就已十分逼仄的发展空间还不得不经受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强大挤压。其次，过去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同步前进的一个自然展开过程。而在今天，这种“协调”已经被打破，因为信息和技术是无国界的。在后发展国家中，社会的大部分往往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而有些部分已经相当“现代”，少数部分甚至已进入“后现代”。我们在许多后发展国家中都可以看到高度发达的技术与极端落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共存的奇特现象。这种“不协调”状况增加了这些社会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复杂性。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非西方社会中存在的这些特殊性就轻易否认现代化运动中蕴涵的普遍价值。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尽管不同的社会有其特性，但人类历史的发展依然是有普遍规律可循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和进步发展的信念，至今仍然是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纵观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大致可分为“原生”和“后发”两类。

　　所谓“原生”的现代化，指的是产生于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西欧海外移民组成的前殖民地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现代化运动。由于现代化最初的种子本身就萌芽于西欧的社会思想土壤中，所以具有强健的先天生命力，这类“原生”现代化也悉数以大获全胜告终。最迟至20世纪上半叶，西欧、北欧、北美和大洋洲的主要国家顺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到20世纪后期，传统文化与西欧相似或相近的南欧和中、东欧国家也先后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过渡。

　　我们所定义的“后发”现代化，其实就是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而言，现代化的动力并不是内生的。按照阿诺德·汤因比关于文明发展的“挑战———应对”模式，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这些社会在西方列强兵临城下之后的被迫应对。拿中国的例子来说，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救亡图存”运动可以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相比于西欧和北美的“原生”现代化，“后发”现代化的历程要艰难和曲折得多，直到今天至多只能说通过少数几个成功的个案让人们见到了一丝曙光而已。

　　“后发”现代化还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第一类是情况出现在前殖民地国家或一度完全被西方列强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在这类地区，西方列强（主要是大英帝国）将本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强加于当地，并委派官员对这些地方进行直接统治。这种外来统治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尽管这种变革常常是不彻底的，发展也是相当畸形的。从很大程度上看，这是一种大炮和枪口之下的“强迫现代化”。“二战”以后的20年间，这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民族独立，走上了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因素，这些地方的现代化总体来看并不成功，相对比较成功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如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另外，日本和韩国大致上也可以被视作这一类现代化的成功典范。

　　第二类情况发生在那些历史上未被西方列强吞并、但遭受到极大挑战和压力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在这类地区现代化的动力也不是内生的，但当地的统治者或民众不得不进行自我变革，以求得民族独立。在经历了一系列“抗争—失败—拒斥—妥协”的痛苦和迷茫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精英阶层最终大都认识到，要成功抵御西方，首先必须学习西方。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二类情况的主动性明显强于第一类情况，属于一种“适应型现代化”，土耳其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这一类“后发”现代化最典型的标本。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或许正因为第二类情况中“后发”社会对现代化的主动性更强，它们成功的概率比第一类“强迫现代化”更小。目前来看，除了土耳其及我国台湾地区以外，世界上几乎找不到类似的成功例子。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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