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20多年来，由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家们的确也很风光。但大众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评价似乎并不高，对他们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颇有微词。对搞经济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有人说他们只会死抠概念，玩弄文字游戏，搞经济哲学，成年累月陷在姓“社”姓“资”、反“左”批右、计划还是市场的无谓争论中出不来，这与研究马尾巴的功能一样毫无意义。对实际经济部门的经济学家的评价也不高，不是说他们“只会跟风”，就是说他们“三个经济学家至少有五种观点”。当经济形势恶化，有人更诿过于经济学家，如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引发抢购风，有人撰文说：“都是经济学家闯的祸。”笔者无意为中国经济学家辩解，而是试图通过事实来描述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决策圈施加影响的途径和方式，借此说明他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玉泉山上雕文字

　　在我国，历届党政领导班子都有一个写作班子，负责起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文件。写作班子里的人士通常被称为“笔杆子”。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有田家英、胡乔木等。改革前的“笔杆子”中经济学家似乎不多，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按照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诠释经典著作，根据规定的口径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作班子中饱读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比重增加了，每当起草党代会文件、政府工作报告时，他们就聚集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上，热烈讨论，精雕细刻文件。是他们将经济理论界讨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以决策层能接受、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写进了各种重大决议。他们确实如一些人所说在“磨文字”，但“磨”出来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路向。仅举一例说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争论不休，党和政府的决议在提法上也就经历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79年）、“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年）、“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等过程。在这些提法的变化中，“笔杆子”功不可没。

　　皇城根下出思路

　　在中南海以西的皇城根路周围，聚集着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80年代一度十分红火的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再往西去，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4个经济所。有外电称这些机构是中国经济决策层的参谋部。20多年来，这些智囊部门为决策层提供的思路可圈可点：80年代初连续几个关于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央1号文件就策源于皇城根路9号院（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1992年～1993年，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吴敬琏领衔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课题组”提出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的一个整体性设计》，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了重要参考。1997年，吴敬琏领导的课题组向党中央提出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思路为十五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突破做了准备。1999年他领导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关于如何执行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方针、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重要思想被写进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这些年则为中央贡献了诸如“价格双轨制”、“买方市场论”、“经济宽松环境论”、“稳中求进战略”、“经济软着陆”等经济政策思路；至于国家体改委（现改为体改办），主管经济的国务院领导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过，体改办就是他的智囊机构。顺便说一下，玉泉山的“笔杆子”不少是出自这几个单位的。

　　三里河边作规划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以东的三里河小区，分布着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这些国民经济综合主管部门，还有提供经济信息的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如果说中南海是统帅部，皇城根是参谋部，那么三里河就是组织实施宏观经济战略攻坚的前敌指挥部。每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由国家计委的经济学家作出；扩张抑或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旦制定出，财政部就要作好预算收支、国债发放计划，中央银行则要制定货币发行量、信贷额度计划。这些年来，有关财税、投资、金融、外汇体制改革的方案也多产生于这些部门和经济学家之手。

　　勤政殿群儒舌战

　　每逢有重大的经济决策前，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喜欢召集部分经济学家至中南海内勤政殿开小型座谈会，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注意邀请观点截然相反的专家与会各抒己见。80年代中期，在改革实施战略上，有过以吴敬琏为首的“整体协调配套改革（有人称价格主线改革）派”和以厉以宁为首的“企业体制主线改革派”的激烈交锋。1990年7月，改革处于低潮，在改革目标取向上，计划派和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当着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面唇枪舌剑，争执不休。会后，“有计划，吴（无）市场”的说法不胫而走。1991年10月至12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党中央领导人曾10次召集部分经济学家到中南海座谈诸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这么大的密度征求专家的意见，为中共党史上少见，不难看出决策者对经济学家意见的重视。1994年围绕宏观经济到底过不过热、该继续紧缩还是放松、通货膨胀和失业谁为祸首等问题，“紧派”经济学家和“松派”经济学家争相向决策层进言。

　　内部资料功效大

　　在上述的科研机构、咨询部门、经济主管部门，除有公开出版的经济类报刊外，还都有类似要报、领导参阅、内部报告等内部资料。

　　绝对不能低估这些内部资料的价值。经济学家们都很看重这类发行量并不大但可直接“通天”的渠道。这些智囊部门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往往先是刊登在这种资料上，以内部报告的形式送决策圈批示，或送玉泉山起草组参考，此后才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这些年来，有关经济学家改革与发展的较有价值的建议和条陈不少就是先在内部资料上被决策圈批示后才引起关注并付诸实施的。80年代中期，国家计委年轻的研究人员王建先生因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而声誉鹊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官方经济学家的很多成果也都是循着内部报告———中央领导批阅———玉泉山起草组参考———公开报刊发表的流程运作。

　　所以，在官方经济学圈子里，层次低的人见面喜欢问：“你的东西见报了没有？”层次高的人则问：“你搞的东西送上去了没有？领导批示了没有？怎么不找渠道推荐一下！”

　　确实，中国经济学家对政府经济决策的作用不如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那样直接和透明，但在决策圈内声音越来越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决策层一步一步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在党和政府的重大决议中，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日益取代了传统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经济学界讨论的共识也更快地被采纳。有一位玉泉山的“秀才”曾感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自经济学界提出，12年以后才写进决议，而“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结构”等概念，经济学家提出后，只花了5年时间就成了指导国企改革的官方语言。难怪有人说，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贡献比“两弹一星”专家丝毫不逊色。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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