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还区分了家雀与海燕，可是海燕是少数，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1959年12月26日，顾准在他的日记中说。这时候，他记录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时刻——1959年冬季。这之前，他已经在河北省赞皇县和河南省商城县接受劳动改造一年半。

　　但在“暴风雨”来临时，这只“海燕”并没有发出“欢呼”，从1956年到1974年的18年里，他边咯血边独自低语，直到死于肺癌。

　　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评价不一。论官位和级别，他再没有超出30多岁时的“正局级”的高度，1958年他第一次戴上右派帽子，1965年“文革”前夕再次戴上右派帽子；论学术成就，他没有什么像样的大部头著作，所以有人说，他只是一个不太合格的经济工作者而不是经济学家。但他死后若干年，更多的人指出，他在1957年就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并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995年出版的《顾准文集》在学术界和民间引起强烈的反响，虽然这些东西多是他同弟弟陈敏之的通信，是真正意义上的断简残篇，而且真正留给他写作的时间只有1973年和1974年两年；对他的成就高度，曾在他领导下工作并尊称他老师的吴敬琏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写下的《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以及日记等著作，使他在身后成为公认的中国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在后人“中国曾有顾准”的理直气壮话里，我们只能说当中只有一半是自豪。

　　受难者顾准

　　从1952年开始，顾准连遭厄运。先是“官场”失意，在“三反”运动中因与中央的税收方法之争而戴上“恶劣分子”的帽子并遭撤职，调北京工作。1956年9月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又调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第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批判，开除出党，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59年，在河南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顾准亲身经历了在短短数月间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并记录下他周围农村的饥饿、死人、人相食等现象。在这期间，顾准要每天进行长达十五、六小时的体力劳动，成为“集中营里最臭、最卑贱的一个人”，还不时要遭受激烈的批斗、惩罚、凌辱，直到1960年回北京到院属清河饲养场养猪。1962年 摘掉帽子并返回经济研究所工作后，又在1964年经济所“四清”运动中被作为“孙冶方的幕后狗头军师”、“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而遭受批斗。1965年2月，被秘捕并“监护审查”了4个多月，9月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成为二次戴帽的右派，又开始劳动改造。

　　高健国所作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中，记述了1966年顾准曾经遭受的毒打——

　　9月1日，正是夏季的毒日头。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腿交加地当众毒打了一顿，打得他满头满身都是伤……又抓起一块方形的建筑砖头，狠狠地朝顾准的脑门中央砸去，“砰”的一声，他的脑门顿时血流如注。谁知，头部开裂的顾准竟然笑了笑，却一声也不吭……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劲地拖过来，又拖过去，一边拖，一边踢……他挣扎着，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用手把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抹了一把，而后，仰脸朝天，“呵呵”一阵冷笑，滴着大串的鲜血，蹒蹒跚跚地向前走去……

　　1969年11月，顾准获知妻子汪璧已于一年半前自杀的消息后，下放到河南信阳专区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学部“五七干校”，两个多月之后，顾准患上肺炎，高烧不退，从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最后患上中心性肺癌。1972年7月，顾准返回北京，在持续的咯血中不停地读书、摘录、笔记、翻译，直至1974年12月死去，在临终前“工宣队”在病床前宣布对他“右派摘帽”。

　　学者李慎之在谈论顾准经历时说，“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顾准“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

　　思想者顾准

　　1953年，顾准失去官位后，调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次“官场”的失意，却恰恰成了他在其后20年独自求索并成为伟大的思想者的基石。

　　他在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在这篇论文里，顾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经济核算；而要进行经济核算其所能凭借的工具只能是货币、工资和价格，这“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舍此没有其他选择。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能排除，乃是因为“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只能“规定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鲜明、丝毫不漏，因而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僵化模式相对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全面论述了这种新的体制的运行原则。这种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这使得他成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人。他的观点启发了孙冶方及其后的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学者在30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所作的论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但是对于作为思想者的顾准，这样的学术成就实际上只是他的“副业”，他的思索其实更久远、深邃、广大。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他已经在独自考虑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对他的这一部分思考，已故学者李慎之认为：“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

　　这些思考，大约都体现在他的两本“书”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与《希腊城邦制度》。这些文稿其实是顾准在1973年至1974年，应其弟陈敏之的要求而写下的一些通信和他未完成的笔记，并不是专为出版而写作的著作。

　　在这些文章中，顾准的思索紧紧围绕“娜拉出走（革命）以后怎样？”的主题，针对中国的现实，探究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何找到一条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道路。他以极大的心力研究西方历史、希腊思想，顾准曾坦言：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以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但是，正如学者林贤治指出的，“（顾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其实所言全在中国”。

　　他在极端困境中独自在黑暗中掘进，他在详细考察论证了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的发生、发展历史后认为，民主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进步：惟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惟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最早看到他身后遗文的学者王元化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他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作为思想家的顾准，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一个社会对人的全面控制和彻底剥夺。从政体、党派、主义，到各种价值与方法，他都坚持认为，人们有权获取选择和拒绝的自由。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可以看出，在顾准眼里，为了推翻反动阶级可以有暴力革命，为了破除旧世界可以采用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革命胜利以后，必须实现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

　　顾准说过：“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在这篇《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中，顾准认为：“（马克思）完全不想取法斯巴达，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法于1794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他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顾准接着指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

　　他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中，不断的探讨着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民主主义、多元主义。他不停地在独自低语，虽然其效果正如他的弟弟陈敏之在一篇谈顾准的文章中说：“当知识分子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时候，任何先觉者的对抗话语，都是大夜中的呓语”，但是我们看到，那“呓语”正是历史的先声。

　　而他的日记，如作家沙叶新所说：“他的日记不但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那段悲惨的社会史，也真实地记录了在被迫‘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苦难的心灵史。”顾准在日记里记录他自己的遭际，也记录在河南农村发生的“饥饿、死人、人相食”，他要求自己“做一个历史观察家”，“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时期的历史能为世所知”，“至少应该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1960年1月6日，顾准写下了“No Reason to Be Weak and Mean（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他认为，“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 在1970年元旦顾准写道：“一个人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中的东西。”

　　临终前不久，他把吴敬琏找到医院，说：“我认为中国‘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来东西报效国家。”他不断的批评着所有的荒谬，他始终爱着这个国家。

　　顾准大约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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