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邹东涛教授《经济学的国民性》一文，立即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反响，搜狐财经特别请到邹东涛教授来到经济学聊天室，就“经济学的国民性”及我国当前经济学界一些争论热烈的焦点问题进行探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

　　主持人：邹老师，今年7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研究员提了关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地位的问题，在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论，影响是比较大的。邹老师，您能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邹东涛：2000年，我发表了《试论中国经济学分化中的三大范式》一文，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大范式”鼎立的局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改革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是中国经济学唯一的理论范式。改革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并没有衰落，相反，它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并结出了创新发展的两大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二是“西方经济学范式”。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开辟了西学东渐的通道，20多年来，随着微观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的广泛传播，特别是随着一大批“海归”经济学退伍的不断壮大，该范式出现了不断膨胀的局面。

　　三是经济学“准”范式：描述主义。该范式对中国经济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我国形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科学共同体”，客观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该范式理论抽象程度低，没有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往往不被人认可。因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这两大营垒及其矛盾就特别地突现了出来。今年7月刘国光教授的文章只不过是这场争论的导火线而已。

　　主持人：看来，你对当前这一场争论还有所预见。你是持什么意见，赞同哪一方、反对哪一方呢？

　　邹东涛：刘国光教授的文章在经济学界引起争论之后，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讲了这样两句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

　　邹东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这句话也有两层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不断地创新；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

　　邹东涛：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与时俱进和永葆生机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锁定在19世纪。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决不能搞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像马克思本人具有博大胸怀一样，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有博大的胸怀。这个博大的胸怀不仅表现在要敢于修正150多年前提出的、已经被现实实践所证明了的某些不合时代情况的理论，更表现在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敢于和善于对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所从事和倡导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理论和政策给予认可和支持，不断吸收和整合原来非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优秀的东西，

　　第二句话，“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这句话也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要谦虚；第二，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我非常赞同的樊纲教授的一句话“经济学的谦虚”，这是他给高小勇主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做的序，我想他的话主要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所讲的。多一点谦虚，少一点“帝国主义”，不亦乐乎！

　　邹东涛：几年前我在论述“中国经济学三大范式”的未来走向时指出：“图谋建立一个单一范式的中国经济学。似乎不可能，中国经济学在长期内将是三大范式并存的局面。”但我却不同意把我国经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派”和“西方经济学派”对立起来，来个你死我活。不要简单地把当代西方经济学都看成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西方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融合在一起，成为分析市场、价格等很方便的有效工具。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特别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工具，来个新的“中体西用”，共同推进中国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不亦乐乎！

　　主持人：刘国光先生谈到新自由主义问题，请您谈一下。

　　邹东涛：“新自由主义”是近二三十年以美国为主的发展起来的思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其基本要点是：经济市场化，产权多元化、私有化，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其新自由主义的面相当宽，基本上代表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构成了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构架。

　　邹东涛：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lliamson）在一个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术语，实际上其核心价值观技术新自由主义。其实质含义是指，美国所实行的一切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因此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即“共识”。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因此，在一个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谋求快速发展，都试图以美国为蓝图来设计和构建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

　　邹东涛：首先看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这些国家力图走美国式的道路，来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这虽然在某个时段、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本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又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如贫富差距严重拉大，债台高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和政治动乱等。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则是最典型的例证。

　　邹东涛：其次看转型国家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苏联解体和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巨变之后的独联体和东欧各国，为了尽快走出过去实行的那种僵化社会主义的阴影，也在思想上理论上向“新自由主义”一边倒，行“华盛顿共识”，实现经济起飞的奇迹。但他们不仅未能达到期望的目的，相反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预料的恶果，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下降，社会环境大幅度恶化。拉丁美洲、印度尼西亚等国都从噩梦中醒了过来，东欧、俄罗斯等也不再唯“新自由主义”是瞻。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严厉批评了“华盛顿共识”

　　邹东涛：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亦译为“拉莫“），发表了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在批评“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共识”。尽管中国的改革搞了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入了WTO，扩大民主改革进程，但所有外国人并不认为中国搞什么新自由主义。

　　邹东涛：我想，我们的任务就是踏踏实实地把我们自己的国家搞好，少讲那些眼花缭乱的“主义”，多研究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中国不想输入什么“模式”和“主义”——对“华盛顿共识”既不遵从，也不说三道四；也不想输出“模式”——不向他国推销“北京共识”。我们只是埋头老老实实力求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即便是对赞扬和学习“北京共识”的国家，我们也要提个醒：一定要摸透自己的国情，切不要简单“拷贝”照搬。就像世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也没有两个完全同样的国家。比如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就具有巨大差别，而且从历史、人文、地理、人口、气候、灾害等各个方面，中国都比美国复杂的多。我个人觉得，中国主席可能当好美国总统，而美国总统很难当好中国一个省长。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实际上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的事情。毛泽东说过“中国应当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认真把自己的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任宁)

共找到 11,375 个相关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