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比，科学精神再不济，也是处理分析人间事物关系中科学精神最多的一个群体。无论如何，比过去的一厢情愿和感情用事好。

　　撰稿／高小勇

　　今年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

　　 社会上，尤其是在网络上比较流行一种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和谩骂，特别是在郎顾之争之后，很多经济学家被卷入公众评判的漩涡之中，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今年“颇不平静”。社会对于张维迎，林毅夫等人的批判，我想，讲讲我与一些经济学家的故事，说说人们对经济科学以及经济学家可能的误解。

　　张维迎错在哪里

　　在我看来，至少在中国，科学理性地分析处理人的世界，比分析处理物的世界还重要，因为一个有活力而又和谐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条件。

　　时至今日，中国有了培养自己科学精神的环境条件，有了理性分析处理社会问题的人，尤其是北大，有着目前全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力量，而经济学是科学理性处理社会问题的最好工具。但我们看到了对他们的批评和谩骂，而且主要针对的是这所大学的经济学家。这一点让人感到心痛。

　　我不清楚当前对经济学家的不满，本身就这么大，还是因为网络让我们感觉到强烈。我以为这种不满可能跟贫富差距有关，可能跟能上网而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有关，可能是一些人认为贫富差距大了跟经济学家有关。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只要有差距就有情绪，就有不满。对经济学家的批评谩骂就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再说，骂经济学家又没有什么风险成本，有这样的背景，郎顾之争就成了情绪不满的导火索。

　　其实，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基本约束是就业。市场化改革，有更多的人创业，就有了更多人就业。但市场是按资源稀缺程度定价的，在中国，密集劳动过剩，定价就低，就是低收入人群；而对潜在市场供求敏感的企业家劳动稀缺，这种劳动就定价高，就成了高收入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考虑，当就业和贫富差距产生矛盾难以协调时，我们要什么，什么对中国更重要？

　　高收入者就那么可恨？我在浙江发现，绝大部分高收入者还是因为自己拥有企业家劳动这种资源而成为富有者的。转型中的中国肯定有靠不义之财的富人，但如果中国这种富人很多，那么今天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好理解。

　　有人显然不认同我的看法，问道“那你怎么看经济学家为利益主体代言”？

　　我说，靠企业家致富的富人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最终缩小贫富差距的基本力量之一。以往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人口密度比中国大陆高，但他们还输入劳动力，说明就业机会多。一些地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了我们就业也初现了这种难得见到的好迹象。而这种现象是作为富人的企业家创造的。企业家才能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中国就业机器的发动机。张维迎能够为他们讲话，这说明他有科学精神，抓住了中国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关键因果关系。

　　张维迎简单批评了一下郎咸平就与此事沾上了关系。在这场辩论中，张维迎并没有为某个具体的企业家辩护，而是批评郎不应该借一件事情否定整个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正是这样的改革让更多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有了更多的创业机会，也让更多的人有了就业机会。国企改革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个问题很简单。张维迎认为郎要这样批评国企改革显然不是在做科学研究，而是哗众取宠。

　　作为商人，郎是成功的，他准确地把握住不满情绪的宣泄需求。从网上披露的他与香港一些公司的交道，也说明他很会做生意。张维迎的愤怒在于，郎如此扬名立万是学者所不齿的。我看不出张维迎有什么不对，相反是在捍卫科学和理性。事实上，郎是借当今贫富差距引致的情绪和不满做自己的生意。作为学者，究竟谁有科学精神，谁有尊重事实关系的科学道德，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林毅夫的理性与情怀

　　认识林毅夫是在１９９４年去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夕，想着他是诺奖得主舒尔茨的弟子，学问也做得不错，想听听他的建议。林毅夫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我觉得他是中国将崇高情怀和科学精神结合得很好的经济学家。他若不去搞这个人人个性极强又费钱的中心，只搞自己的研究，他会在国际上更有名更有钱。但是，他有现在稀缺的中国士大夫的情怀，让他做了这种有牺牲性质的选择。

　　说他很有科学精神，从他的研究和他那本《经济学方法论》就可见出他对什么是经济科学有着精深的理解。比如，中国为什么会有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支配的经济？不少人都认为是意识形态。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给出了个不容易的科学解释。他认为，当时决策者受赶超激励，而当时的认识告诉他们只有重工业可以实现赶超。

　　中国的条件是，要做这样的赶超，市场是不可能按照愿望配置资源的，只有搞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才可行。而与计划和行政命令相匹配的组织，哪样成本价格最低呢？单干的农民和分散的工商业者对行政命令和计划讲来当然代价很高，不好打交道，计划命令也不易执行。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种组织来传达和执行命令和计划当然成本低，价格低的组织当然就有了选择它们的需求。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科学解释。

　　事实上，关注中国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樊纲、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等等，他们都是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准确洞察和指定约束条件，然后推论利害和价格变化，以及人的选择行为现象。无论他们说什么问题，价格成本，以及和决定价格成本的约束条件都如影随形的——这就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近乎本能的习惯。而富有想象力发现指定约束条件，创设可解释推论现象的假说、模型，则是个人造化了。

　　与一位颇为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聊多了，逐渐明白他说的话：“约束条件的转变是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学问，由此就可看出一个经济学家的斤两。”回忆自己看过的罗素、波普尔、莱辛巴哈关于科学方法论的书，逐渐加深理解了对一个约束条件远没有物理世界稳定的人的世界，约束条件转变对经济学为什么有如此重要。

　　我喜欢他的学问，我认为他是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文化想象力结合得相当出色的经济学家。与他年纪相当还有一个也很知名的华裔学者黄仁宇。

　　黄的中国文化修养亦颇丰富，《万历十五年》开篇，寒意料峭中，宫廷外的官员混乱奔走的白描就可见出。《万历十五年》从科学知识的演绎推论性质看，黄仁宇所说的事实与他的假说联系并不必然，也没有力量，更多倒是事实解释事实。黄仁宇最终在美国遭大学解雇，而那位学者则在美国与大师相切相磋，如日中天，就说明两人对西方科学精神的领悟的差距。

　　汪丁丁的天马行空

　　汪丁丁我很感激他，他为经济学消息报写了许多优美准确又有见地的文章。前些年有人曾经告诉我，北大有学生买了消息报，就立即蹲在地上看，因为上面有篇汪丁丁写的《索尼悲怆》。我好像是１９９５年去港大时认识汪丁丁的，我一直喜欢他，现在也是，我忘不了。有次周其仁请吃饭，我与汪丁丁坐同一辆出租车去，我们在车上的忘情争论。他喜欢黑格尔、康德，我说我讨厌大陆哲学，我认为罗素好。在出租车后座上，我们像《动物世界》那部电视片头上的两只猩猩，彼此抓捞，看似用劲，但都不伤害对方。事情就像历次讨论一样，丁丁总是以他的博学和宽容对待我说话的无知无畏和不忌不惮，说罗素当然也很不错。

　　我以为汪丁丁是不为世俗利益做学问的人，孤立知识掌握如汪洋大海的人。樊纲就曾跟我讲，想请汪丁丁到他的研究所做研究，并开玩笑说，汪丁丁在这看谁敢来掉书袋。汪丁丁也跟我说想帮樊纲给宏观经济学重建一个微观基础。现在我也认为，汪丁丁是我打交道最感亲密的人。有人认为他现在走到了又一个深刻高点，我肤浅不懂，倒觉得是欧洲大陆哲学支配他在炼丹药了。

　　丁丁也知道我对他文章的偏见，说我不喜欢他现在的文章了，他客气地说，等他写清楚文章时就给我。说起他，我有些难过，与丁丁又什么时候相逢呢？我等他的文章，他半夜给我传文章，电话一次就是５０００元的时候难道只是我们彼此人生的擦肩而过？也许，把人分开的不仅仅是感情，有时对知识的看法差异能比感情更有力量。

　　樊纲的冷静与人情

　　认识樊纲是１９９１年，那年我去北京组稿，邀请特聘撰稿人。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钟朋荣介绍说樊纲不错，就这样认识了。

　　樊纲的理性给我印象很深。有一年，曾经是吴敬琏课题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朴茨茅斯给我传真来一个稿子。大概是留英的学习让他觉得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落后，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当时吴敬琏领导的课题组有着现在颇令人瞩目的人物，如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建设银行行长郭树青，就他们以往发表过的文章而言，刘吉瑞还是相当有才华的。不知是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失望还是其他原因，他后来在自己的家乡浙江下海了。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很兴奋，就打电话给樊纲，樊纲当时没房子，住父母家。樊纲说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有一过程。你不畏困难，喜欢办报，你登这篇文章把给你写稿的经济学家们都骂了，谁敢给你写稿，又如何喜欢呢。我悻悻地没有发表刘吉瑞的文章。刘吉瑞文章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经济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的文章。

　　我想，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大多还是反对“左派”教条的，如果报纸按自己要求，说他们文章反“左”反得没有章法，哪有几个人反“左”呢？

　　事实上，保守的人也向来没有按知识讨论的规矩摆事实讲道理，常常还借那个时候他们掌握的行政资源压制打击不同意见。我那时候如果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学家不如木匠显然是不谙事理。

　　在当时的局限下，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言，感情用事的鼓吹改革比感情用事的保守要好。经济学谈利弊大小，也就是价格高低，总是在约束条件下来观察推断的。这是经济学这门科学能运用于真实世界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我懂得很晚。但作为一个经济学的票友而言，我不惭愧，因为中国现在许多学经济学的，专业搞经济研究的都不知约束条件为何物，更不能将真实世界里某一事物不悖经济学价格原则地指定为约束条件，生产可以观察的假说（即大学爱讲的因果模型）。樊纲很早就有了这种理性。

　　事情也很奇怪，樊纲是学宏观经济学的，但他处理经济问题比不少知名的学微观的经济学家还有经济学原则，经济学从价格变化的角度看世界的原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但樊纲处理宏观问题简单清晰，微观的价格原则如影随形。看来，有人说经济学没有宏观微观之分是对的，好的经济学家就从经济学价格这个“一”演绎出许多可观察的“多”。

　　梁小民被很多人认为是经济学家，他最近在新京报发表文章号召“经济学家要学巴金讲真话”，他的真话标准就是百姓喜欢听的，政府不一定喜欢，在他看来这样行事才道德。他这样讲说明他并不懂什么是科学，把经济学把科学的标准降得很低，因为照他的要求，只要性情耿直，再加上说话简单地迎合大众蔑视政府的人是不是都可以是经济学家？

　　讲真话并不难，讲科学的真话很难，因为需要知识和方法，需要懂科学。事实之间关系的真假，是不是真话，大众和政府看法并不是标准，也不是大众喜欢与否、道德与否决定的。中世纪要投票，肯定大多数人和政府愿意地球是优美地圆着，但照科学的认知的方法看，它事实上是不美地椭圆着。照梁小民的逻辑，这个结论就很不道德，说这个大众不喜欢的事实也不是真话。

　　事实上，梁小民以往说林毅夫是政府附庸、张维迎为企业家利益集团代言，逻辑就是，你说了大众不爱听的话；对吴敬琏的推崇，就是他说了“政府不爱听的话”。他的真话标准和经济学家的标准很朴素，也好操作，但跟科学无关。

　　我与梁小民没有个人恩怨情仇。我只是感觉一个为经济学做了许多引进普及工作的他，怎么不根据这门科学的逻辑来要求和评价经济学家。我个人以为，他的评价说明他并没有尊重自己过去的劳动，他也没有真正懂得他过去引进普及的东西，只是干了个体力活。

　　樊纲的理性可能在于他像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样，深谙决定人选择行为的价格和利害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为此时此地约束条件所决定。

　　樊纲遇事随缘，不扫人兴。记得那年有次年轻经济学家在京的自发聚会，全国来了许多人，各人找自己的话伴。我记得有间房子里横七竖八坐着躺着有十来个人在聊。凌晨十分大家饿了，要出外买点心，当时只有樊纲有辆大发面包车，他就开上，拉上我们几个人上街买东西了。回忆与樊纲交往的事，很喜欢他。

　　其他

　　张卓元、吴敬琏、厉以宁，我都是在１９９１年认识的。张卓元让我终身感激。每次在社科院见面，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些悄悄话，让人感到亲切。我能坚持办报纸，是与他让我感到的鼓励分不开的。

　　有的经济学家就反对登别人的文章。有一次，有个经济学家甚至说你们登厉以宁的文章，我就不会让那家单位资助你。我也犹豫，因为一份学术性报纸，经济是很拮据的。但我还是觉得培育一个意见市场很重要。

　　遗憾的是曾经被别人限制学术自由的经济学家，喜欢的还是自己自由而不是也尊重别人的自由。记得当时后经济出现过热，我们登了左大培一篇议及经济学家道德操守的文章，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很不高兴。

　　当然，我也觉得这篇文章不是好的事实分析。人的选择行为谁不受利益驱动，爱情也受利益驱动，他和她都想拥有对方嘛，说利益驱动等于废话，没有信息量。

　　但是最初当记者，伏尔泰有句名言我记住了：“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就发了这篇文章。后来我打电话到一位经济学家家中，他很不高兴地说，有四个人给我打电话了，还不是一般的人，说你们报纸把经济学家骂了一通。后来说了一阵，谈不下去，我把电话摔了。

　　我想不通的是，筹创阶段，我和他在北大校园里散步，专门谈到如何坚持学术自由，但现在怎么让人感到所谓自由就是自己意见的自由，而不是惠及所有学者的呢。后来，在山西出差，与知名经济学家晓亮在同一卧铺车上，他神情不屑地透露，一个经济学家圈子的聚会，提到报纸发表的左大培文章，有人建议大家不要给消息报投稿。

　　会议有厉以宁、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参加。后来，董辅礽老前辈在他三里河家里告诉我，他还为此事斡旋过。我很感激他，但我说无所谓。我想我这个态度让董老有些生气。现在董老去了，我想我不该当面这样讲，让老人不快。

　　与吴敬琏的认识和感觉，我在新民周刊那篇《贞洁旗帜孤独飘》那篇文章里已经和盘托出。我总的看法是，年纪大些的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和对学术自由的理解不如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樊纲对消息报发表批评他的文章从不对我言及，我也不通报，林毅夫也如是。但是，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英雄，学术也如此。如果没有杜润生、于光远、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顽强和近乎英勇的捍卫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或许就没有我们看到的速度。

　　可能和任何一门学问一样，有想象力有才华的人总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在工作，为生计。不过有这么多人呆在这个地方，为少数才子创造学习气氛也是必要的。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比，科学精神再不济，也是处理分析人间事物关系中科学精神最多的一个群体。而且中国经济学与十年前比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开放带来的。尽管有数学的形式主义和教条，并不真正明白数学处理人间事物的局限，以及科学所要求的演绎、可观察、约束条件与假说模型建立等等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但这只是知识引进和开放绕不开的成本。无论如何，比过去的一厢情愿和感情用事好。关于人的世界的科学精神如果没有深入人心，和谐社会就只能是向往。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动乱就是事实，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大多讲的不是科学，是文字优美，是感情真挚的愿望和不明就里、不知约束。科学知识深入人心，首先要深入知识分子的心，经济学家正是把关于人间事物的理性科学知识普及的最好一群。当然，确实有不少不怎么样的经济学家，他们还有些很有影响。但是，被批评谩骂的却往往不是他们。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有了知识质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经济学家群体；重要的是懂得珍惜。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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