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如何启动内需再次成了多方关注的话题。内需不足,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制和困扰,同时也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和政策走势,给进一步的宏观调控带来了更多压力。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内需不足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内需不足面临着存量和增量两方面的压力。从存量上看,内需不足主要是由于消费者对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而降低了其消费偏好,进而提高了其预防性储蓄的意愿。从增量看,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投资需求的效率、质量不高和投资结构的不尽合理。当前投资需求的收益率并不高,因此启动消费内需实际上与目前的投资需求收益有很大的正向关联,投资需求收益率曲线上翘,预期劳动力货币工资的上升空间就较大,居民预期收入上升,对即期消费的偏好就会明显。

　　其次,长期以来偏低的劳动力工资形成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导致了部分宏观调控政策的失灵。居民对未来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预期收入的不稳定性助长了预防性储蓄偏好,过高的当期储蓄率压制了当期消费规模,在资本形成率和资本质量不高的状况下,资金由于难以有效形成资本聚集到中国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凸现,压低了货币利率和资金成本,为投资需求提供了宽松的货币供给,在合规资本形成渠道不畅的制约下,许多资金游离于合规金融市场,形成了难以管制的金融脱媒现象,并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基础。同时居民消费意愿不高,消费内需不足,投资需求又受到资金成本和利率较低等刺激的冲动,直接导致了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诉求,长期贸易顺差的不断积累,引发了贸易条件的恶化和本币升值。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失衡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向贸易推动性偏移的一种非均衡状态。对于国内居民来说,人民币升值更多地是要素资源在贸易领域和非贸易领域分配方式和程度的一种变化,并不会显著提高国内的消费意愿或购买力。

　　实际上提高劳动力的货币工资水平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缓和中国贸易冲击的另一重要通道。一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包含了廉价劳动力的对外贴现,这种廉价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国内需求为代价的,真正刺激国内需求就需要使国内劳动力价格回归到合理均衡的价格水平,当然这种政策调整是痛苦的。

　　再次,在财政支出开始由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的总体思路下,政府投资需求逐渐偏离生产性投资将使得投资主体发生微妙的变化。因此,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并非具有明显的替代特征,如果投资需求逐渐走低,消费需求的启动在内需调整状态下出现期限错配,总需求不足将并非杞人忧天。

　　既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又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关键是如何才能保持总需求不发生明显较大的缺口。解决这一对两难冲突,简单地让人民币升值更多地是可以带来经济外部的合理均衡,而无法促使中国经济达到内部的合理均衡,但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国内需不足和总需求结构调整带来的需求缺口问题。而提高货币工资使其回归到相对合理均衡的水平则具有更突出的修复内外均衡的特征,而资本能否放弃远超过资本应得增值的那部分收益(这部分收益主要是通过挤压劳动力工资收入而带来的),需要重新厘定和合理匡算各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比例,即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的调整。

(责任编辑：陈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