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前三季度长三角地区16城市GDP平均增速达到13.3%，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2.7个百分点，也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同样比去年同期回落7.7个百分点。
长三角16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5%，比去年同期回落了8.7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6个百分点。
进出口方面，前三季度长三角地区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3665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其中出口累计达到2010亿美元，增长35.9%，进口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16.3%。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的经济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时刻。
接轨上海，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印象】20世纪90年代，分别从江、浙两省通向上海的高速公路沪宁线和沪杭线几乎同时规划开工。江苏首先修通了从苏州到上海的一段，而浙江则相反，它首先修通的是杭州到嘉兴段，从嘉兴到上海，则是很久以后才通车。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苏南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浙北地区的相对落后。
而到现在，“主动接轨上海”已经成为江浙两省各级干部的共识，并且这种共识已经贯彻到实际的行动当中。
上海是当之无愧的龙头。
和前些年不同，江浙两地的干部现在并不忌讳在记者面前大讲“接轨上海”；相反，他们甚至显得有点着急，“上海经济应该快点爬梯子，腾出更多的空间让我们爬上去。”苏州市一位政府官员的话很有代表性。
“爬梯子”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按照他们理想的安排，上海应该着力发展服务业，尽早腾出制造业的空间，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梯度发展格局。
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周边城市在要不要接轨上海的问题上还曾经有过犹豫与反复。现在这一切早已不是问题————主动接轨上海和拒绝上海辐射，苏州和嘉兴已经给出了不同的现实答案。
即使作为江苏和浙江两个经济强省的省会城市，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仅次于上海的副中心，南京和杭州也毫不犹豫地表达出相同的愿望。
南京表示，要把“处理好与上海的关系”和主动“接受上海辐射”，看作是南京有机融入长三角的重要举措。
而杭州的领导则说，以前对接轨上海有些顾虑，害怕“大树底下不长草”，现在提出要积极接轨上海，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
这一变化的背后，当然是上海核心地位确立后发挥的极其强大的辐射和集聚作用。
“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而是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认为，只有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才能提供国际产业集聚的力量，而这正是长三角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有了崛起的上海，跨国公司就来了，它们把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放在上海，生产线布局在周边城市，所以就有了昆山这样的发展模式。”
沪士电子的李明贵从侧面印证了华民的推断。1991年底，沪士电子、捷安特、统一等企业的老总来到上海寻找投资的机会，“几乎都住在上海的扬子江饭店，每天回去之后都会交流白天考察的成果。”最终这些企业都把生产线放到了昆山，而吸引他们前来的是浦东开放开发带来的巨大机遇。
改革开放激活的是长三角的两翼————浙江和江苏，直到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放开发，激活了上海，整个长三角才迅速崛起。而在这之前，长三角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远远不如珠三角。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综合组成员、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教授曾经计算过，1978年到1991年，浙江和江苏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由于上海在这一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至这一时期长三角总体的年均增长率仅为8.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的年均13.9%要低5.5个百分点。
“浦东开放开发使得上海再度崛起，改变了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陈建军说。从1992年以来，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一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在这一时期，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一个最强有力的引擎。
华民甚至两年前就提出了“长江边的中国”这个概念。他认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比中国任何一个区域都更有发展前景。“相对于北方，长三角在文化上更为开放；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的腹地更为宽广，它是以整个长江流域为腹地的，透过武汉城市群和成渝城市圈的崛起，已经依稀可以看到‘长江边的中国’的影子。”
而这一切能否成为现实，关键还要看上海这个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能否真正担当起龙头的地位。
上海市近年来把城市定位为“三个服务”，即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这样一个定位，和学者眼中的“长江边的中国”是不谋而合的。
在这样美好的蓝图下，长三角的增长速度却在2005年出人意料地整体滑落，自然引人关注。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长三角的快速发展？
专家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却是长三角必须面对并解决的。一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体制性障碍。“能够做的前些年都已经做了，现在要推进的都是实质性的一体化，要用发展区域经济的思路来打破现行的行政区经济格局造成的壁垒。”二是结构性矛盾。“资源环境的压力，迫使原来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必须向低能耗、高附加值转变，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不能再停留在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而要向上游发展。”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产业布局应走向合理
【印象】长三角的一体化在全国各大区域当中走在前列。
连续开了六年的长三角城市“峰会”从一开始的联络感情，已经转入到了务实阶段。信息、规划、科技、产权、旅游、协作等都设立了合作专题，2006年还将在港口、通关、人才等方面展开合作。
但是，“能做的前些年都已经做了，接下来要做的都涉及实质利益，难度加大了”。产业布局正是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最大困难。
对于涉及3个省级行政区、16个城市的长三角而言，一体化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是行政区经济，而不是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形成的区域经济。”苏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徐伟荣认为，目前长三角面临的体制性障碍，主要是行政区划对形成区域市场的障碍。
这种障碍几乎随时都能够感受到。
最典型的是，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从行政区内的需求出发，而不是从站在整个长三角的高度出发。
这两年，虽然港口等竞争依然激烈，但各地都已经认识到基础设施统一规划是多赢的举措。从2004年开始，长三角16城市的“峰会”都会选择一些专题内容作为推进合作的重点。今年10月23日在南通举行的第六次“峰会”确定把港口、通关、人才等作为2006年合作的重点，意味着长三角的合作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在这之前，已经进行了一些试点，例如苏州工业园与上海开通了空陆联程中转快速通关。苏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副总裁潘建钢告诉记者，试点后空运进口货物的平均通关时间从两到三天缩短为5小时，物流费用也下降了30%。2006年长三角通关一体化体系建成之后，整个区域的物流效率都将实现这样的提高。
现在长三角遇上的是区域一体化最敏感的问题————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的划分。在区域合作和规划中，城市之间要不要进行明确的功能划分？产业该不该实施地区分工？这一直是个热门的话题。
但是在一个发展健康合理的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形成产业的梯度分工是必然的。一般而言，中心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为周边城市提供金融、信息、研发等服务，而周边二级城市发展生产制造业，为大城市提供广阔的腹地。
在长三角，产业的梯度分工却还不明显。近年来上海市虽然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上海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到2003年，这一比重降为48.4%，2004年进一步下降到47.9%，2005年上半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6%，仍然低于GDP10.3%的增长速度，比重进一步降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近年来上海加快制造业发展的结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博士说。
不仅如此，长三角居高不下的产业同构率也一直是专家们关注的话题。
在《上海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行动方案》、《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纲要》、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中，汽车、石化、电子信息产业等均为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11个，选择石化业的有8个，选择电子信息业的有12个。
除此之外，在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公机械设备等产业方面，三地同构率在80%以上。
上海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成员郁鸿胜认为，产业结构趋同的背后是行政分割造成的城市功能趋同，各个城市没有在区域经济中形成明确、合理的功能定位，都是什么对地方经济有利就做什么，城市之间就是结构趋同化竞争。
“长三角城市圈应该是立体的，合理的架构应该是大上海城市圈————杭沪宁城市圈————环太湖城市圈，现在最基础的环太湖城市圈没有形成气候，才会出现沪杭宁三大城市依沪杭、沪宁和宁杭三条高速割据的局面。”徐伟荣说，“城市圈内的辐射和集聚其实是一种等价交换。在苏州人眼中，上海是唯一的；但是在上海人眼中，苏州并不是唯一的。如果苏锡常和嘉兴、湖州形成环太湖城市圈，那么它在上海眼中就是唯一的。”
而黄钦则认为，目前长三角需要继续建设沟通协调的共赢机制。
产业集群：“微笑曲线”的背后
【印象】善于模仿曾经是浙江一些企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现在这种模仿的惯性，正困扰着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集群经济的升级。
“大家都知根知底，一个人搞了什么新产品、新设备技术，第二天大家都干了，而且都是乡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这样的结果是谁都不创新，都靠压价竞争。”
好在浙江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参观生产车间的要求常常被礼貌地拒绝，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开始不惜投入巨资培养自己的员工，但是创新的制度土壤依然需要培育。
“你看我身上这件夹克值多少钱？”
在浙江越红集团的办公室里，董事长金兴全指指他身上的外套，反问记者。
“花了我足足5000元人民币，在香港市场上买的。
你看这面料，我们这里随便一家企业就能生产。”让金兴全一直感到不解的是，绍兴纺织企业技术设备都是引进最先进的，生产的面料也是高档品质，可就是卖不了好价钱。同样的面料，他那件夹克如果在本地，最多只值几百块钱。
金兴全的困惑，十年前宏 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就已经用一条两端上翘、中间下沉的“微笑曲线”来诠释清楚了。在施振荣看来，IT行业的利润率向业务链的上游————核心部件供应商集中；同时处于业务链下游的市场营销，利润空间也较大；而处于弧线中间的加工制造业务，则利润越来越薄。IT行业如此，整个制造业也都如此。
这条曲线正“笑”得越来越厉害，这表明上游的研发、材料采购、设计以及下游的品牌营销、渠道管理、综合物流、金融等环节的附加值越来越高，而中间加工、组装、制造环节的附加值越来越小。
在2000年第一次出国考察之后，金兴全终于也明白了———自己的产品知名度不高，没有品牌，只能采取低价竞争。“到国外看，发现他们厂子非常少，主要靠两方面挣钱，一是研发中心，二是牌子。回来后，我们也照着干。”金兴全说，2004年越红1900多万美元的出口中，自己的品牌占了将近一半，但是研发和创牌都需要一个过程，“价格还是没法和日韩等国竞争。”
和金兴全一样，长三角众多企业家面对着这条“微笑曲线”怎么也笑不出来。
在最近10年中，由于有共性或互补性而在产业链上相互配套的中小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大规模集聚形成的集群经济是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形式。如绍兴已成为全国产量最多、设备最先进、专业市场最大的化纤纺织产业集聚区。宁波鄞州区服装企业660多家，从业人员4万人。全国服装企业八强中，鄞州区占1/4。此外，大唐的袜业、苍南金乡的标牌包装制作业、海宁皮革服装业、永康的五金业……据有关方面的估计，浙江目前已有500多个产业集群区，全省28个特色优势制造业中，销售收入占全国同行业比重超过20%的行业有4个，超过10%的达13个。
但是专家认为，长三角个性鲜明的集群经济，目前正面临“内忧外患”。“内忧”指集群内部多数仍是小作坊式的企业，缺乏必要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发展不成熟的阶段，极易出现企业压价竞销的无序竞争现象。“外患”则是指集群大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利润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
“浙江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低价位的竞争。这种粗放的模式总有一天是走不下去的，晚转变不如早转变。”面对今年以来投资、工业效益等经济指标的下滑，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黄勇直言不讳，“现在省里提出发展模式的转变，应该说是正当其时。”
黄勇认为现在浙江转变增长方式，已经具备了两个先决条件。“全国工业企业500强，浙江占了180多家，说明我们的规模已经上去了；二是资源环境瓶颈的压力不断增强，对企业家也敲响了警钟———要素成本在飞速上涨。政府部门意图和企业家思路吻合之后，用政策一引导，很快就会有实质性的转变。”
不过黄勇同时认为，首先地方要转变潜意识中喜欢数字排位的思想。“‘走在前列’就是速度最快，这种片面的理解必须纠正过来。我们效益上去了，产业升级了，就是走在前列。”
朴实的金兴全无法从理论上阐述转变增长方式的紧迫性，但是他已经采取了行动。一方面，他改变了原来贴牌生产模式，自己构建国际营销网络。另一方面，他在陕西韩城并购了一家国营纺纱厂，开始把生产线向外地转移。“那边电不到3毛钱，绍兴要7毛多，土地成本和人员成本也要低许多。”金兴全甚至断言，“五年内纺织企业的生产线肯定都要搬走，这里只留下研发和销售，因为市场在这里。”
更重要的是，金兴全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生产透气卫生材料。“合资方是带着技术过来的，我们能够自己生产原料，这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以后小孩的尿不湿什么的都要用这种材料，今年的订单早满了。”
“绍兴的纺织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绍兴市发改委主任陈忠瑶说，政府鼓励纺织企业像越红一样走差异化道路，“一些化纤企业投资薄膜，只是工艺上稍有不同，利润就大不一样了。”
但集群内低水平竞争局面却非一日可以改变。
“越红现在年产各种纺织面料5800万米，但是一个新产品开发出来，生产50万米就基本不再生产了，原来一个新产品可以卖2年。”金兴全说。“你的新产品刚出来，甚至还在漂染环节呢，人家就已经在生产相同的产品了，价钱怎么能卖高呢？”
黄勇认为，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习惯模仿的环境，科技和人才的瓶颈等等都是集群经济面临的问题。“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那些没有研发设计能力、习惯模仿别人的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会更大。”
因此，这几年浙江着力引进大院大所，比如嘉兴引进了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宁波引进了中科院材料与工程研究所，政府对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加大了扶持力度。“关键还是要走市场道路，创新的主体在企业。”黄勇说。 (责任编辑：王燕) | 
我来说两句(
财富小窍门，订阅家庭理财！
-- 给编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