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银行上市后，市场平平。但它意味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已成功搭建了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化框架

　　□记者 张娅

　　中国建设银行（0939.HK）在香港上市后,其表现让许多投资者们感到失望。

　　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开始交易。股票以招股价2.35港元平开后，全日只在2.35—2.375港元间波动，在随后的6个交易日里，建行的股票更是一直在2.35港元之下徘徊。在11月9日，建行收市股价才首次突破招股价，并报2.45元。

　　“为什么一定要突破2.35港元呢？”针对建行上市以后的市场表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如此反问到。

　　看来，在主导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中国银行业高官看来，只要建行实现上市，就足以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随行就市

　　建设银行的市场反映平平，与其招股期间的春风得意形成鲜明对比。

　　在10月5日开始的全球路演中，建行股票的价格区间被确定为每股1.8—2.15港元。由于市场的热度大大超过预期，10月10日，建行高管层及承销团决定将定价区间提高至1.9—2.4港元。一番讨价还价之后，10月19日，建行的招股价最终确定在每股2.35港元上，其对应的市净率（股票价格/每股净资产）为1.96倍，市盈率（股票价格/每股收益）为14.7倍。

　　在10月27日上市交易的前5分钟里，建行股票的成交金额就高达20亿港元；前10分钟的成交金额超过30亿港元，占当时港股总成交额的60%。记者获悉，香港交易所采用的第三代自动对盘及成交系统每个价格只能接受2000份订单，因此当日甚至无法完全接收来自各方的下单，不少投资者也因此无法在现价交易。

　　活跃于两地保荐市场的软库（软银）金汇投资银行总裁温天纳对《商务周刊》回忆到，到建设银行的招股晚期，外围息口趋势不断向上及禽流感在亚洲和欧洲扩散，整体市场气氛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大家担心建行的市场表现是否达到交行水平，到最后一两天已经觉得基本没有可能。”他说。

　　不可否认，建行上市时香港股市正处于调整期，近期恒生指数跌去了1000点,建行的短期股价表现也由此受到影响。另外，建行盘子非常庞大。在业界，建行这样的IPO被称为LARGE CAP（large capitalization），高达622亿港元的筹资额也影响了其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另外，香港当地管理部门允许在其上市次日就可以进行卖空,此举也对建行的股价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在建设银行招股之初，市场对其招股价的估计为2.2港元，在这个基础上预测投资者在半年内有10%获利空间。但由于建行的招股价最终定在了2.35港元高位水平，相应挤压了股价的上升空间。有估算认为，建行股价要上涨至2.45港元，散户才有获利的可能。而以“子子展”(证券保证金融资)借贷去认购的投资者成本更高，建行股价至少要上涨至2.5港元以上才能保本赚钱。正因如此，香港投行界认为，建行上市之初的抛售行为主要是散户所为，因为他们在短期难以看到较大的获利空间。

　　对于建行招股价过高引发的市场抱怨，周小川对记者承认：“因为建行在招股期间投资者认购十分踊跃，所以价格相对较高。”但他认为：“建行股票在一级市场的销售是成功的。目前的股价只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表现。”

　　机构投资者或许会成为建行未来的“股价稳定器”。建设银行本次全球发售 264.859 亿股，淡马锡获得36.136亿股,美国银行获得18.068亿股，剩余的 210.655 亿股中，有190.791 亿股被分配给机构投资者。按照建行国际配售部分的分配比例，一级机构投资者将获得50%的配发比例（即该类机构可以获得相当于认购资金50%的股份），而以香港当地大型地产商为主的企业投资者则平均获得12%的认购比例。

　　“在建行上市时，其外资机构性长线持有人占有至少60%比例，上市之后散户比例正在逐步减少。这是一个筹码逐渐转换的过程。”温天纳说。

　　借力改革

　　对于建行上市前后“冰火两重天”的境遇，环球证券首席投资执行官丁大卫对《商务周刊》分析到：“建行是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能够尽早参与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过程，很多机构都想方设法要钻进来，这使得建行在招股期间有足够的挑选余地。但上市以后，已经参与进来的机构和个人就会审慎评估其价值，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如何进行市场操作。”

　　“有一定经验、能够承担风险的投资者不会对建行股票太感兴趣。”丁大卫指出，“类似于社保基金或退休基金这样的大型公共基金，因为其既不能冒太大投资风险，又不要求很高的收益率，会是在证券市场上长期持有建行股票的主要力量。”

　　在丁大卫看来，上市意味着建行从实物资产变成资产证券化，也是一个风险社会化的过程。他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讲，建行上市就意味着国家管理风险的降低，一部分风险被转嫁给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这才是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目的之一。”

　　标准普尔的一份报告则指出了建设银行上市更为重要的目的：“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获得的最大收益不是资金，而是树立银行的经营活动要配合监管机构要求的认识，迫使银行提高管理水平，并与国际级银行水平接轨。”

　　在借力改革方面，建行在上市之前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美洲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的入股是现有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热潮的一个缩影：一些中小型的中资银行，其合作伙伴是一些国际知名的跨国商业银行；而国有的四大商业银行，其入股的外资伙伴却主要是大型的投资银行，或声名并非特别显赫的区域性外资商业银行。

　　尽管与国有商业银行合作的外资银行因其参股比例较低，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还需要时间验证，但上市无疑将提高外来投资者的话语权。据港交所披露，新加坡政府旗下淡马锡控股申报，在建设银行挂牌首日，以平均每股2.35元增持建行3.607亿股，涉资达8.476亿元。淡马锡在建行的持股量已增至135.762亿股，即6.15%。

　　温天纳认为：“从中短期来看，入股对中资银行的影响是，通过外资银行参股进一步上市。外资入股在 20%-25% 之间，上市后将有20%左右被国外投资者购买，这样就有 40%-50% 由国外投资者持有，这是根本性的股东结构的改变，最终将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内地大型银行拥有很多天然优势，目前国内信用卡发卡商风险管理能力较低，但国内信用卡市场正高速发展，双方优势在这个蓄势待发的市场的结合将会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在建行上市前一个月，素来将中国银行业视为世界上最具风险行业的标准普尔同时提升了中国7家银行的评级。记者获得的标准普尔的评级报告显示，三家正处于改革不同阶段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的长期外币评级由“BBB-”调升至“BBB+”，短期评级由“A-3”调升至“A-2”，三家银行的长期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银行基本实力评级由“D+”调升至“C”，这反映出标准普尔预期这些银行的营运表现在短期里将得到实质的改善。

　　“对于建行而言，现在是打基础的时候。”丁大卫说,“建行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设计好市场化转型的框架，并且尽可能按照国际规范来做。提高股价以增加投资者回报，是建行第二步甚至第三步才会考虑的问题。”

　　这只是开始

　　或许正因如此，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正式招股之前召开的香港远程视频记者会上出言审慎。“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表示，“我们愿意接受市场、股民、公众及媒体的监督,日后会更灵活、更具透明度，相信上市对我们的转制有很大促进作用。”

　　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建行的每股收益为0.15元人民币，净资产收益率达28.6%，总资产收益率1.39%，经营成本对收益比率由2004年底的46.87% 降至约 38.93%，甚至低于交行的48.06%。2004年底建行的不良贷款比率降至 3.92%，今年上半年为3.91%。

　　但不良贷款风险和贷款高度集中依然是建行的隐忧。在该行上市改制的过程中，就有国际投资者指出，建行不良资产率从2002年底的20.9%下降到2005年3月的3.7%，在下降的17个百分点中，国家政策扶持因素的影响占9.1个百分点，由于贷款规模的扩张对降低不良率的影响占5.6个百分点，去掉这两方面因素，实际上建行自身努力只占约2个百分点。

　　数据还显示，其中未计入的第二级“关注”类别贷款占建行总贷款额的14%。香港证券界认为，该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会受到特定因素影响，若内地经济转差，相信会令建行增加坏账拨备；若建行的关注类别贷款中，有 10% 降至不良贷款类别，则会令其2005 年全年盈利减少20%。

　　不过，大多数投行对建行下一阶段业绩持较乐观态度。11月3日，荷兰银行发表研究报告，首次给予建行“买入”评级，目标价2.7元。该银行分析师在近期考察及分析于A股上市银行的第三季业绩后，预期建行2005及2006年的盈利增长稳定于24%及17%，2007-2008年则放缓至8%-10%。据估计，建行2006-2008年的股本回报可维持在16%。

　　来自央行的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 6 月底止，建行于全国贷款总额及存款总额的市场份额分别约为 12% 和 13.2% ，位居中国第三大银行。按照建行副行长范一飞的说法，未来该行会重点拓展目前占总贷款比例18%的零售银行业务，希望未来3－5年，零售银行业务贷款每年有20%的增长，占总贷款比例每年可提高1个百分点。

　　香港投资界指出，建行的贷款及存款增长会受惠于内地经济及货币需求增长。在宏观调控作用下，央行的加息已经使得2004年的净息差升至2.77厘，市场预计2005年净息差将达2.8%—2.9%，有助提升建行的盈利及股本回报率。另外，建行全国网点达1.4万个，存款户口数目1.4亿个，此一庞大零售网络，对发展非利息收入十分有利，而建行去年非利息收入仅占总收入10%，相对香港同业的30%大有增长空间；加上策略性股东美国银行的业务强项在零售业务，相信其与建行的合作始于交叉销售产品，继而帮助建行开发本身非利息收入产品，包括信用卡、保险、基金等，这都将成为建行日后盈利增长动力。

　　但仅仅从大市来看，建行股价的未来走势依然变数不断。由于担心禽流感以及美国利率上升，投资机构继续将资金从香港撤出，建行也可能因此成为受害者。

　　作为国有银行上市的“先驱者”，建行无疑对已经进入上市倒计时阶段的中国银行有着极大的示范作用。数据显示，2005年香港股市一级市场筹资额预期超过1800亿港元，建行已经约占1/3。中国银行行长助理诸鑫强透露，中国银行计划在明年三四月间，在市场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完成海外上市，上市的地点目前初步定在香港。

　　在建行刚刚筹资622亿港元后，2006年的香港市场能否承受又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招股活动？温天纳的答案十分肯定：“两家银行业务各有侧重点，香港2004年是世界三大证券融资中心，一级、二级市场集资额共达3000亿港元，相信明年香港市场会有足够接盘的资金。”他进一步分析到，建行的业务中房地产贷款比例较高，而中国银行更加全球化，国际品牌知名度要高于建行；两家银行各有千秋，投资群亦有些微不同。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豪赌

　　《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建行等中国商业银行上市，是中国经济改革又迈出的意义深远的一步，但中国银行业并没有像报表所显示的那么好；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成败关键在于各支行，即使总行能够进行深入改革，如果各支行没有贯彻执行，所有这一切也是白费；由于受到外资持股的限制，外国银行对于中国合作伙伴在公司战略或是运营上所能起到的影响非常有限，中国若想银行能够进行有效的改革，必须允许外国公司的收购，并且必须允许银行进行并购或者破产

　　□翻译 刘婷

　　想想看中国的银行竟然比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以及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还要值钱——这是多么令人吃惊啊！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首次公开募股后（IPO）以660亿美元身价在香港上市，其创造的市场资本规模大于上述任何一家银行。此次建行上市，筹资规模达到80亿美元，公开发售了其12%的股份，它是过去4年中全球最大的IPO，也是中国有史以来银行业最大规模的IPO。

　　这对一家在两年前从技术上说几乎已经破产的银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尽管中国建设银行进行了仓促的商业改革，但它仍然是由政府掌控，坏账率一直居高不下，高层腐败的现象也屡屡出现，就在5个月前，当时的董事长张恩照还因为受贿而被捕。中国的领导人一定会为这次建行的成功上市而感到高兴，尽管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第二大的中国银行也找到了外国投资者，计划在2006年年初在海外上市；而中国最大的工商银行也计划明年晚些时候或2007年公开发行股票。中国一些小的合资银行和一些城市银行现在也拥有外国投资者，其目标也瞄准了海外上市。

　　此次中国政府鼓励其国有银行上市，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改革又迈出的意义深远的一步。过去中国的银行主要职责就是将巨大的居民储蓄引向工业和投资领域。由于中国没能发展起一个健康有效的证券市场，2004年中国的银行资产已膨胀至近30万亿人民币（约合3.7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210%。“这是所有经济体中最高的，印度为170%，而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160%和100%。”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院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说。

　　中国的银行在贷款时常常听从政府的指示，而不管其是否能为银行带来盈利。他们将大量资金投入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脱困上，这不仅使银行自身产生了数目庞大的不良贷款，同时由于投资产出率非常低下，中国又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来确保其经济能够维持高增长。目前，中国每投入5美元才能够创造出1美元的产值，与西方发达国家根本无法相比，甚至连印度都不如。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竟达到GDP的54%，比居民储蓄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中国来说进行银行改革如此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从1998年开始到近年汇金公司的注资，中国政府通过直接拨款以及转移坏账呆账的方法向银行合计注资约26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1997—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重组其银行业所花费资金的两倍，也是美洲国家要想使其银行业摆脱困境所需的资金。吸取了日本银行业由于负债过高几乎长时间陷于瘫痪的教训，中国为了防止金融系统出现崩溃对其注入了大量资金。掌控了深圳发展银行18%股权的新桥投资董事单伟健对此感受颇深：“政府决定长痛不如短痛，在情况没有变得不可收拾之前采取行动，这说明他们的确意识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

　　中国政府也知道光有货币是无法产生资本增值的。从1998年开始，中国加大了会计、审批的监管力度。在此之前，银行可以将利息收入登记入账长达三年，既使它一直都未支付，现在这一期限缩短到了90天，而这与国际惯例是吻合的。2002年以前，银行贷款的风险准备金无论风险大小只相当于贷款额的1%，现在这一旧的规定被新的五级分类体系所取代，风险准备金的大小与贷款质量紧密挂钩。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去年10月做出决定，解除对商业贷款利率上限的限制，从理论上说这允许银行向风险较大的债务人索要更高的利率。

　　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变化是在2003年创建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受人尊敬的中国银行前任董事长刘明康担任银监会主席，该机构旨在帮助银行将业务重点从毫无风险意识的贷款和追求储蓄的增长，向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及投资回报率上来。到2007年，若资本充足率达不到8%的目标将会面临制裁，包括撤销其高层的职务。银监会的20000名职员正试图努力确保他们能够达到这一规定。“每次召开董事会，银监会的成员都会坐在那里进行记录，生气时甚至还会敲桌子。”史蒂芬·哈奈尔说，他曾经是一名外交官，现在是杭州市商业银行的一名独立董事。

　　改革匆忙上马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银行必须尽快进行改革。中国128家商业银行几乎全部都引进了新的监管体系，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改革了激励机制，还在董事会设置了独立董事。高层经理引入了新的风险管理机制，试图改变过去同一个人对贷款进行审批的做法，因为这样容易滋生腐败。这次重组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的。过去4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每年的贷款增长都几乎保持在16%左右，而每年的储蓄增长更是高达18%。从1997年开设的消费信贷也迅速膨胀，根据美林的统计数据，过去7年中国的消费信贷增长了123倍，规模超过了2万亿人民币。虽然企业贷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抵押贷款以及汽车消费和教育贷款已经占总贷款额的11%，占新生贷款的26%。

　　收入的强劲增长以及在将坏账的包袱甩给政府后，银行的利润率有所增加。根据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的数据，去年中国最大的13家银行创造了900亿人民币的净利润以及近11%的股本回报率（ROE）。这其中50%以上的利润都来自中国建设银行，据估计该银行今年的盈利将为420亿人民币左右。尽管建行的贷款业务只排在第三位，但是凭借在抵押以及信用卡业务上强有力的领导和管理，使得建行的股本回报率超过25%，是所有银行中最高的。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报告，截止到今年6月份，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已平均下降到8.8%，与2003年底相比下降了一半。其中中国建设银行的情况最为良好，其不良贷款率只有3.91%。而且建行有着更加雄厚的储备，风险准备金占其坏账的64%，其他银行这一数字平均在15%左右。建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显示，2000年以后新增加的贷款客户中有可能出现坏账的情况只相当于其老客户的1/3，这说明建行的监管制度正在发挥其效力。

　　由此看来，中国建设银行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情况相比好像并不差多少。但根据独立机构的估算，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实际上在20%—25%之间，远超过其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银监会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危险情况。在深圳《证券时报》披露的一份中国银监会内部报告中指出，如果排除中国工商银行处置的坏账，中国银行业的结构性坏账今年实际有所上升，据估计2005年将会新增300亿人民币的坏账。10月14日，银监会审查了11家银行，发现这些银行无视监管，不对贷款进行有效监测的现象仍“相当普遍”，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水平“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出来”。糟糕的会计审查表明这些银行也许自身都不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坏账。中国银监会北京银监局局长赖小民也承认：“当我们的银行披露信息时，有时候并不完全诚实。”

　　所以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有可能是上升而非下降了。据惠誉的估算，若排除政府注资帮助处置的坏账，2005年上半年中国的坏账率应该上升了8%左右。这并不奇怪。2003—2004年间，中国银行业一直处在疯狂借贷的情况，这也是导致其坏账率升高的部分原因——由于中国政府已经加大了对钢铁、汽车以及房地产等投资过热的行业的控制，许多贷款最终都会变成坏账。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新一轮的坏账问题又会显现。此外，银行还承担着一部分危险的“特殊”贷款，这类贷款虽然被划归为优良贷款的行列，但实际上贷款方的财政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即使是在建设银行，这部分“特殊”贷款也占到了14%的比率。

　　如果中国的银行具有足够的盈利能力去吸收呆账，那么当新一轮的坏账问题再次显现时由此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可能还是有限的，但中国的银行不大具备这种能力。在官方公布的一系列数字的背后，中国的银行收益率实际上是非常低下的，与发达国家1.5%—2.5%的净利差相比，中国银行业平均2.36%的净利差看起来相当良好，但惠誉的主管马歇尔（David Marshall）指出，中国银行需要更高的净利差来抵御在新兴经济体中经常出现的风险。印尼银行的净利差就在5%左右，印度为3.45%。此外，中国银行业过于依赖贷款收入，像佣金和信用卡费这样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3%，仅为印度银行该部分业务收入的一半，泰国银行的1/3。而且中国银行业的各项成本非常低，占总收入的45%，这反映了银行在人员培训和IT系统上投资远远不够，所以银行的工作效率也不会高到哪儿去。

　　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回报率（2004年不到0.5%）在亚洲的银行中是最低的。当然，从股本回报率来衡量中国的银行似乎还不错，但实际上这些数据也是不可信的。在招股说明书中，中国建设银行强调了其25%的股本回报率，但如果算上其被免除的所得税，建行的股本回报率实际只有17%。中国银行业平均11%的股本回报率也说明了股本或者资本的不足，目前整个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仅为8%。马歇尔指出中国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像印尼那样至少要达到15%－20%的水平才能够防止一些不可预见的风险。如果按照这种标准衡量，中国银行业的股本回报率只有5%甚至更低，这一数据才是对其盈利水平一个比较真实的反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如果商业环境稍有恶化，无论是净利差的减少抑或坏账的增加都会抵消中国银行的收入；二是即使经济运行良好，银行也无法生成足够的内在资本来支持其目前的借贷增长水平。标准普尔大中华区的董事曾怡景（Ryan Tsang）认为，若想避免向银行注入更多的资金，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回报率水平必须达到平均2.5%左右，这大约是目前水平的5倍。

　　毫无风险意识的贷款

　　若要缩小这种差距，中国的银行在治理结构上必须进行彻底的转变。中国的银行现在连如何评估风险以及如何加强对贷款人的监测都并不了解。如果信贷主管官员无法区分不良贷款和优质贷款，那无论是制定灵活的利率或是设立贷款分类体系都毫无意义。目前经济的繁荣使得信贷主管认为抵押贷款总是有利可图的。

　　实际上，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成败关键在于各支行。因为即使总行能够进行深入改革，如果各支行没有贯彻执行，所有这一切也是白费。中国建设银行新任董事长郭树清在上任后也承认“约90%的银行风险管理者不合格”——这对一个即将上市的公司来说听起来是多么可怕。

　　但毕竟整个银行系统是如此庞大的一个组织体系，想要一夜之间彻底改变绝非易事。单建设银行就有14250家支行和304000名员工，而权力的下放也使得他们很难控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其11月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早在10年前商业银行的省级支行就可以从总行直接借款，然后将资金贷给当地客户。支行享有“独立法人地位”，而且无需总行的授权批准。“在中国，支行行长就是国王。”今年早些时候代表新桥入主深发展银行的董事长，来自美国的法兰克·纽曼（Frank Newman）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所有的银行都存在总行和支行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总行希望集中管理运作，而另一方面支行又不得不受制于当地政府的官员和企业家。与此同时银行的监管机构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真正合格的职员非常匮乏。银监会国际部主任韩明智曾公开承认：“目前我们缺乏真正理解商业银行和微观经济的人才，这很令人头痛。”因此中国的银行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才能够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种纯粹的商业文化，从而为其带来良好的收益率。

　　与此同时，中国希望能够依靠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资金，尤其是利用其风险管理的经验以及先进的金融服务产品来弥补目前的不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外国投资者蜂拥而至。中国的银行一年之内就吸引了18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第一笔最大的交易是汇丰银行花费17亿美元收购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19.9%的股份，紧接着就是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高盛和安联也正在就投资中国工商银行进行磋商。在四大国有银行中，只有中国农业银行由于一些深层原因没有引进外国投资者。

　　作为回报，外国银行获得进入中国银行市场的廉价入场券，美洲银行花费了1.15倍的账面价值获得了建设银行的股份，目前这一回报已经是账面价值的两倍左右了。外国银行同时还获准进入支行的网络系统以及获得客户名单，这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珍贵，即使按照WTO的规定中国银行业在2006年底全面开放，他们也无法获得这些资源。每一项交易都同意在储蓄、保险以及信用卡业务上的合资经营——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让所有的外国投资者都垂涎欲滴了。

　　目前在中国发行的8.8亿张银行卡中，只有1200万张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因此，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预测中国的信用卡市场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到2013年，利润将在16亿美元左右，然而麦肯锡同时指出，目前有一半账户是不盈利的。中国人的习惯是每个月完全支付账单，而且他们不太注重品牌，对有国外银行所担保支持的业务也不是太感兴趣。与交通银行建立合资信用卡业务的汇丰银行高级经理洛根（Ron Logan）认为，随着竞争的白热化，用户的获得成本正在不断上升，从购买DVD机到过去吸引顾客的度假旅游，都在进一步的侵蚀信用卡业务利润。刚刚购得南京商业银行20%股份的法国巴黎银行也警告投资者说：“在最初3－4年内信用卡业务会亏损。”投资者想在短期内获得回报的唯一途径就是赌注在IPO后股价会大幅攀升。

　　中国式的欢迎

　　但是，由于受到外资持股的限制，外国银行对于中国的合作伙伴在公司战略或是运营上所能起到的影响非常有限。新桥投资是个例外，它已经获得了深圳发展银行的实际控制权，不过深发展是一个规模较小、所有权很分散的银行。与交通银行相比，汇丰庞大的规模可能也意味它能够获得更多的发言权。但其他几家外资银行也就仅限于拥有一两个董事会成员的席位，因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都是由国家任命的。

　　中国若想银行能够进行有效的改革，必须允许外国公司的收购，并且必须允许银行进行并购或者破产。然而，即使明年外资的所有权限制能够提高到25%，中国仍然不可能放弃对主要银行的控制。更何况目前中国银监会自身对于外资银行的参股也是非常矛盾的。韩明智说，“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也很怀疑提高外资银行持股上限的做法是否明智。

　　根据波兰和捷克银行改革的经验，阻止国外收购只会延缓改革的进程，同时意味着要想使银行真正摆脱困境必须付出的高昂的代价。如果银行仍然由国家控制，那么仅仅通过上市是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的，因为仅仅依靠几个少数的投资者无法改变公司糟糕的治理结构，更不会对公司战略产生什么影响。

　　而目前中国正在银行改革的道路上独自冒险。在匆忙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推进银行市场改革，想仅仅依靠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吸收的一点资金和专长就可以彻底有效的改变中国银行业目前的状况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银行业这个赌注的风险不应被低估。（本文原载于2005年10月29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