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贱卖和国家金融安全的争论声一浪高过一浪。近日，建行郭树清行长首度回应“贱卖”论：“建行的投资亮点之一就是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加盟。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

　　其实所谓“贱卖”、“贵卖”之争，其问题的实质是金融改革的路线之争，即当下注资、赎买、大规模向外资出售股权的方式是否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银行，使之走上市场化之路？

　　当下力推大举对外转让股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路径，其主要动因在于：认为引入外资可以完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简单来讲，引进外资背后的金融改革指导思想是：以股权换制度，以股权换技术，以股权换信用文化。

　　如此，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真能如愿以偿吗？

　　以国内某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为例：自1999年以来，该行先后引进汇丰银行等外资，外资股份比例达到18%。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等入股这家银行之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举办一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对此，穆迪投资今年6月份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报告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只拥有少数所有权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尽力提供技术和管理意见。

　　其实中国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远非银行体系自身那么简单。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金融风险，有相当的部分事实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

　　这样一种认识，推动人们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央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由于行政干预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要占到不良贷款总额的8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仅占总额的20%。

　　更为令人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报告，通过缜密、科学的计量手段分析，发现中国金融部门资产质量之优劣，竟然70%以上取决于金融运行的体制环境。

　　基于以上研究，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来自于金融部门自身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管理不完善和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不力乃至监管不当等等，而且更广泛来自于各类非金融的环境，举凡法治不完善、各类不当干预、一些不合金融规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干预，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或强或弱的影响(周小川行长曾用一个极具创造力的仿生学词汇“金融生态”对后者加以概括)。

　　这意味着，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时，更应关注那些作为金融部门服务对象，同时也构成其生存条件的各类非金融的环境因素——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从国际经验看，银行危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或经营上的失误，另一个是在制度安排上和机制上出了问题。第一种情况是财务问题，通过注资和融资可以使银行得以新生；而后者是不可能通过财务安排解决的。中国银行业的现状显然是在制度安排和机制上的问题，它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推进，诸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等，绝非将股份转让给外资那么简单。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