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璇一曲《夜上海》从1938年起传唱至今,然而上海人已经不再如同歌词所说的那般胡天胡地,在跳跃发展的经济当中,上海人必须积极才能生存。反观台北人,尽管所得水准仍高,但似乎也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无奈之中,逐渐失去动力。
上海,中国大陆最具代表性的经济金融大城,展现改革开放成果的光鲜橱窗,承袭上世纪30年代炫幻迷醉的魅惑光影,添加网络世纪高速动感的脉冲能量,宿命般的,再一次成为全球目光投射的焦点之一。 十里洋场今胜昔,终究是个不甘寂寞的城市。
海峡彼岸,台北,车水马龙人行匆匆,街道繁华如常,标高508米的金融大楼昂然矗立,高度远胜上海地标东方明珠电视塔,像是骄傲宣告着台北城的经济力量依然旺盛。然而,台北人并不因此降低对于上海的神往,根据调查,超过三成的台北上班族表示,若有机会,愿意前往上海发展。
就在今年10月和2003年底,台湾《钱杂志》曾两度与盖洛普征信公司合作进行“两岸理财大调查”,深入了解台北人与上海人在财富、职场、薪资、投资、消费、理财、金钱价值观等方面的相对差异。针对这些调查结果,最新一期的《钱杂志》专门刊出封面故事予以比较分析。
台北:薪资水准高
在这次调查的受访者基本数据当中可以看出,台北人的普遍收入水准仍然明显高于上海。数据显示,超过五成的台北受访者,年收入达到50万元台币以上,而在上海,有56%以上的受访者一年收入不到6万元人民币。看来,即便上海生活给人光鲜亮丽的刻板印象,但多数上海人的一年收入,还不到多数台北人的一半水准。
不过,上海人收入远逊于台北的状况,并不能百分之百的全然作为两地经济强弱指标。“我们曾经考虑前进上海,”自1993年转进深圳的锦隆纸品经理吕绍荣表示,“不过,当地的人事成本实在不低。不能只看薪水,还要看到业主必须负担的高额社会保险金。”
这位精明的台商指出,大陆目前的社会保险金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算一算,业主为每个员工提拨的保险金,至少会是薪资的三成比重。”至于上海,“比率更是接近四成!”
或者可以说,在社会保险制度上,社会主义精神下的上海,以高于资本主义的标准,强调社会公平原则,这些成本牵制了上海人“真能放进荷包里”的实质收入。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在高额的社会保险成本之下,上海上班族的加薪幅度,仍然远高于台北。
上海:加薪幅度大
从“过去一年调薪幅度”的调查来看,去年有调薪的台北人当中,77.5%所享受到的调薪幅度都在一成以内,调薪幅度小于5%者,更是达到57%。而在同样的调查项目当中,过去一年薪资有所调整的上海上班族当中,调薪幅度低于一成者约占34.5%比重,比例明显低于台北的77.5%水准。如果进一步观察调查数据,会发现台北的受访者过去一年竟没有一位调薪超过三成,而在去年薪资获得调整的上海人当中,则有超过一成比重的受访者,其薪资调幅高于30%。
这个数据十分贴切的反应台海两岸近年以来的经济成长状况,上海人或许不比台北人有钱,但是,“从薪资成长的幅度来看,上海人正在急起直追”,这可说是台北与上海之间薪资环境的基本差异。如果用股票来比喻,台北像是一档营运稳健的大型股,而上海,则像是一档正在高度成长的小型股。
大型股的好处是稳,缺点是欠缺爆发成长力道,反观小型股,成长潜力可观,获利机会无穷,但风险也就相对较高。事实上,这就是台北与上海职场环境的重要分别。在接下来的调查数据当中,你会愈来愈清楚的看到两地职场的不同轮廓。
上海:爱拼才会赢
首先,虽然上海人的调薪幅度高于台北,但就调薪的普及率来看,台北仍然略高于上海,过去一年以来,有将近45.5%的台北上班族获得加薪,而上海则为36.6%。也就是说,在台北,虽然加薪的速度令人失望,但你至少能像投资一档股性牛皮的大型股一样,每年多少增加一些收入水准,而在上海,你获得调薪的机会相对稍低,但只要努力挣得认同,就能享有高水平的加薪幅度。
“爱拼才会赢!基本上,这就是上海目前的职场环境。”在上海从事人才培训事业的吴寿仁,用早期宝岛歌王叶启田的一首《爱拼才会赢》,作为上海当前职场环境的批注。今年年初,吴寿仁被派驻上海,担任美国领导管理发展中心(LMI)的中国总部营运经理,在对上海工作生态环境进行了将近十个月的观察之后,他对当地职场有了深刻体认。“环境使然,上海上班族的工作态度真的满拼的。”
吴寿仁表示,上海最近几年是呈现“跳跃式”的成长,然而,相较于商业活动的超高速度成长,制度面的升级速度则是明显落后,外企面临语言、文化、习惯的差异冲突。于是,当前的上海急需人才,这会引发两种影响,第一,你要在这里工作,就得积极的自我提升,成为符合需要的人才;第二,只要你是企业需要的人才,企业给你的加薪幅度就绝不手软。
另一方面,上海的生活水准不低,要在这里生活,也得仰赖一定程度的薪资水准,“所以,我身边不少上海本地的朋友,都会主动进修,自我升级,因为要肯拼才会赢,要肯拼才能在这里生活啊!”吴寿仁表示。的确,不够拼就不能生存,从上海的调查数据来看,“待业中”的受访者比重低于台北,但这些待业的青壮年当中,找工作找了一年以上的,占了七成之多。
《夜上海》这首老歌有句歌词:“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它贴切地形容了上海人的纸醉金迷,如今情况或许仍然如此,上海人终究还是保有一些天生的优越感,食衣住行处处讲究。但是另一句歌词“胡天胡地磋跎了青春”,或许就有修正的必要了。看来,经济改革之后的上海如梦初醒,对于多数在此打拼的上班族来说,没有时间可以磋跎,积极的态度取代了胡天胡地。
台北:贫富悬殊化
相较之下,台北上班族的态度就似乎显得被动一些。“在我看来,台北这边的制度比较完善,所以台北人感觉上是在一个设定好的轨道上工作,不用忙着给自己多找事儿做。”经常轮派驻点台北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孙岩峰,提出她的观察。
在她看来,“制度化”是台北人显得相对被动的主要原因。“以加班这档事儿来说吧,”孙岩峰举例,“要台北人加班,可以,但是一定要有加班费,这是制度”,但在大陆的商业城市里,比较没有这种制度观念,“主管要求加班,也就闷着头的加了吧!如果事后还有加班费可拿,员工会觉得是这个领导的心特好,而不会想到什么制度问题。”
不过,除了制度化的原因之外,职场底层员工的无奈感,或许也是造成台北上班族有心无力的原因之一。据台北部分调查数据显示,身份属于公司主管的受访者,获得加薪的比重达到48.5%,身份为白领阶级者也有47.5%,两者获得加薪的机会均高于45.5%的整体水准,至于代表职场最底层的体力劳工,则过去一年有七成的受访者未能获得薪资调整。
若将这个薪资调整的调查进一步加以交叉分析,会发现贫富差距问题更加明显,年收入在100~150万元的台北人,过去一年有52%的比率曾经加薪,而年收入在150万元以上者,更有接近七成的薪资获得调整;相反的,年收入不到30万元的受访者当中,则有高达76%的薪资水准不动如山。
至于上海的情况,收入最高等级者约有32%得到加薪,年收入在6万至10万人民币者的加薪机会最高,而年收入不到6万人民币的中低层劳工,至少也有三成以上的机会获得薪资调整。
相对之下,台北人似乎是“愈有钱的愈会加薪,愈穷的愈没指望”,这是一个贫富差异扩大的趋势,一种“不均”的问题。如果说,上海的现况是“爱拼才会赢”,那么,台北的情况就令人联想到摇滚歌手伍佰的一句歌词:“敢是我的命像一支草”,职场底层劳工就算再怎么拼,也难有出头天。(言恒) (责任编辑: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