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一步步走入泥淖的时候，眼见一个又一个战友陷入灭顶之灾的士兵们最了解脚下的路是泥泞还是沼泽。这个时候最需要指挥员对困境的清醒判断。这个时候的判断失误，断送的将是整个队伍。

　　改革步入深水区以后，没有石头可以摸了。困顿滩头的改革难民都知道过不去河的原因是乘船或是过桥的章法（也就是法律）没有制定出来，形成了利益集团占据桥头，把持渡船，硬不让民众过河，而自己却在河中央打捞百年沉船宝藏的局面。难民们焦渴地盼望着管理层出台“渡河法”，制止利益集团趁乱打劫，维持好秩序，让千军万马有序地渡河。这样即使自己被安排最后渡河，也肯定比困死滩头，惨遭劫掠要好许多。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有个官员拿着一面令旗来了：因打捞沉船失误而致民众渡河延误者可给与宽容！

　　日前，《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草案)》令人瞠目结舌地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只要改革创新方案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也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的，即使“工作发生失误，未达到预期效果，或者造成一定损失，可以免予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深圳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曾经的每一步探索都面临着失败的风险。然而深圳究竟是走过来了，深圳的改革成功了。对于成功者，人们生出对其曾经的哪一步失措，以及今后哪一步失误的宽容之心是可以理解的，这表现了社会和民众承受变革心理的成熟，表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如果将对于成功者的过失宽容推而广之地惠及失败者，甚至于以政府工作条例的形式规范于社会，则大谬不然了。它令人心悸地感觉到一部分改革的主导者不但对于改革的困境茫然无知，而且在错误的道路上还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真的这样做了，不但反映不出社会的成熟，表现的却正是执政理念的倒退。

　　首先，它反映了“执政为民”理念的不成熟或是动摇。为民执政的政府，应该不会为自己或下级部门的过失行为发一张护身符的。过失昭彰，公民在选举中就会抛弃你；大功小过，选民还会投你的票，这就是所谓公道尺度自在民心。而作为政府体制内部的管理规范， 适用的应该是和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相类似的“责权利”理念，而“宽容”和“严惩”都不是施政行为“责权利”范畴的概念。改革行为是政府施政行为之一，它既不能超越行政范畴，也不能另立“责权利”标准。宽容与严惩的尺度不应该在长官意志之内，更无法写入法规文件。硬要写入法规文件的，无非是要压迫民意，限制民权。显然这是与“执政为民”理念格格不入的。

　　第二，长期没有纳入法制化轨道的改革看来更加远离法制化轨道。八十年代的初期改革，在人们没有确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时候选择“摸石头过河”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随着市场化方向的确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改革需要纳入法制化轨道的意识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改革最需要法制规范的时候，利益集团形成了，法制化建设客观上不得不为利益集团网开一面。这无疑是九十年代至今的改革步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利益集团阻碍法制建设的事实，不把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改革无法走出困境这一点也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面对这样的现实，改革的主导者置法制缺位于不顾，却背道而驰地为不受法制约束的“改革失误”设置保护性条例，可想而知，未来的“改革者”甩开法律的羁绊，任性胡为，会是多么的春风得意，肆无忌惮。

　　第三，条例规范的内容和改革面临的困境背道而驰。一项特别法规的制定推出，一定是为了调校社会行为方向。如果今天的主流现实是对改革者的苛刻要求，无情制裁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则条例的出台有助于改革者放开手脚，锐意改革。而人们眼前活生生的事实是：中国股市从设计到运行到监管步步走错，亿万国民财富销于无形，灰飞烟灭；医疗体制改革走到勇敢宣布失败的结局；国企产权改革，国民财富惨遭劫掠；教育体制改革，令多少学子倾家荡产；……一个又一个的灾难性试错，看不到任何试错者承担责任，看到的是改革的主导者、倡导者在试错的同时完成了自身财富的积累和仕途的发达。正视这样的现实，本应是出台严惩假改革者草菅社会，惑乱改革的的制度法规，才是调校对了方向，不成想，一些改革的主导者却有自己的调校意志。

　　第四，语焉不详的失误判断，凸显了条例的人治性质。人们清楚地看到，“免予追究责任”的每一项条件都是与法律的语言格格不入的，令裁决与执法如隔山打牛。“只要改革创新方案程序符合规定”——在管理层和大众一致认定“不健全”的法律环境下，要为胡作非为找到“符合规定”的依据都不过是“人嘴两张皮”那样简单的事情；“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既往的借改革之机牟取私利的行为又有多少是大白于天下的呢？眼前的都束手无策，不知上司们哪儿来的信心保清官？“也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在法律还不能有效制裁信息操控的环境下，面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和机构恶意串通行为比比皆是的现实，各级监管机构都宣布无能为力，不知条例的制定者哪儿来的火眼金睛能对恶意串通行为洞若观火？

　　深圳市出台这样的条例也许有着特区特别的改革现实，即便理由成立，立法理念和执政理念上的不如人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传导给社会的信息是“内部人保护制度”的复活和“官本位铁饭碗”体制的回归。而若推而广之，“经验”传播到全社会，后续改革的前程就要断送了。

(责任编辑：张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