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

　　10月25日，秋日晨光照在书桌上，82岁的刘国光正伏案思索。他时而疾书，时而小心翼翼地用橡皮擦去刚写上的铅笔痕迹。由于过于专注，以至于记者来到他的办公室好一会，他都没有发觉。在秘书的提醒下，刘国光放下笔，谈起了他的公平经济思想。

　　《商务周刊》：十四届三中全会时，中央提出了“效率优先”的说法，从去年开始又不提了，对此您怎么看？

　　刘国光：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一个时期的说法，到了一定阶段，我们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效率优先的负面作用就出来了。社会上的一些人以效率优先、将“蛋糕”作大为借口，忽视公平，先富没有带动后富。最终导致贫富差距在扩大，社会矛盾突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顾一下。这怎么也同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搭不上界。这个提法顶多只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一段，不适用于初级阶段的整个时期。

　　《商务周刊》：中国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速度分不开的，中国的改革如果不讲“效率”，是否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刘国光：“效率优先”不是不可以讲，但应放到应该讲的地方去讲，而不应放在分配领域。效率、效益、质量等一系列概念是与速度、投入、数量一系列概念相对应的。我们现在转变增长方式的方针，要求把质量、效益、效率作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把投入、数量和速度放在适当重要的地位。对生产领域来说，可以讲“效率优先”，但不能主要靠拼投入、增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符合正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大道理。因为不是任何发展都是大道理，不讲效益、质量的发展就不是大道理，照这样粗放地发展下去，其后果很令人担忧。

　　而在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原先人们设想的是Trade Off的关系，或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提高效率，所以有优先和兼顾之说。但是后来大家研究，两者之间不单是Trade Off的关系，而应当是辩证的矛盾统一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过小都不利于提高效率，要辩证统一的考虑。

　　《商务周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一些人担心中国的改革是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时期了。

　　刘国光：绝不是。我主张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有人说，我要回到计划经济。这真是笑话。主张更加注重公平，就要加大政府干预的作用，这与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不矛盾。市场有好的一面，也有缺陷，如它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所以要政府施加力量。怎么能说这是回到计划经济呢？当然，政府必要的干预，同官僚主义、权力资本化的问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时，我们也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平精神和社会责任，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就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早就告诫我们，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我们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要有政府必要的干预。不要什么都交给市场，不能迷信市场。如果过多的强调了市场，就一定会出问题。

　　《商务周刊》：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被边缘化了，这是正常现象吗？

　　刘国光：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成为了主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我在江西一家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

　　《商务周刊》：您为什么会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适合中国呢？

　　刘国光：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这几点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

　　《商务周刊》：经济学仅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要强调立场和意识形态呢？

　　刘国光：那些提出中国经济学要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主流的人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我们要明确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和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和美国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事实上也脱离不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价值观念，虽然它极力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宣扬所谓抽象的中立。但是经济人假定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市场万能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也不能去政治化。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