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 叶建国 记者 张庆源、种昂 北京、济宁报道

　　山东某医院领导（被访者不愿透露姓名）一个月前被卫生部官员召集在济宁召开了一个“闭门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就卫生部制定的《关于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医改意见》）发表意见，被邀请参会的包括当地多家医院的领导。

　　这位参会的医院领导透露，当日会议讨论的其实是已经数易其稿之后的版本，即这份《医改意见》的“7月13日稿”，而这一稿比之上一份“3月28日稿”又做了大幅改动。

　　但因为各方对其中一些条款仍然分歧巨大，至今，卫生部从未对外透露过此份《医改意见》的任何内容，“会上征求意见时给我们发的7月13日那一稿，在开完会后就又被收回去了。”

　　该医院领导说他现在也不清楚，卫生部在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之后，还会对这份文件的内容做怎样的改动，但“据说，文件年底就会出台，明年初将正式开始实施”。

　　本报记者就此文件向卫生部官员求证时，卫生部政策法规部官员称，“文件是由卫生部几个司局一起在做，还没有确定稿可以对外公布，出台时间也不确定。”

　　而记者就此《医改意见》的“3月28日稿”与“7月13日稿”请业内专家点评分析时，专家普遍认为，文件内容对城市医改的公益性色彩有了明显的侧重。

　　数易其稿 医改侧重公益性

　　据了解，卫生部制定此份《医改意见》的动议始于2004年末，原打算在2005年1月份的全国卫生工作大会上公布，但对其中某些条款内容的巨大分歧，导致文件历经近一年的反复斟酌修改，至今仍未能定稿。

　　在记者近日获得的这份“7月13日稿”中，开篇就明确为卫生事业定性：“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而在之前的“3月28日稿”中则没有对卫生事业性质的明确表述。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表述的变化，也凸现了7月版本较之3月版本更加着化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详细对比，见附表）。

　　几个月间，《医改意见》由“市场化”愈来愈向“公益化”倾斜的转变，耐人寻味。

　　始于20多年前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曾一度被“市场化”的思路所主导。在国企改革中占据主流的产权改革，也被引入医院改革的尝试中。

　　至2004年底，民营医院的大量出现、宿迁医改等样本以及非典所暴露的中国在公共医疗方面投入不足等情况，更让“市场化与公立医院民营化”的思路成为中国医改的惟一方向。

　　2004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透露的一条信息，更被业界认为是对2005年初将要公布的《医改意见》核心内容的权威表达。

　　宋瑞霖当时称：“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这是政府高层第一次对医改表达明确的指向。

　　但是，原定于2005年1月在全国卫生工作大会上公布的《医改意见》，并未如期出台。直至3月28日，才小范围地公布了这份“3月28日稿”，供系统内部讨论。此后，山东济宁等一些地方医院开始被卫生部官员召集开会，讨论对此份文件的意见。

　　而在卫生部的《医改意见》还未来得及最后敲定之时，今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一份报告的结论，却在一时间将中国医改成败与否的争论扩大至全社会。

　　今年7月28日，国研中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的一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关于中国医改的大讨论随即拉开帷幕，一直持续至今也没有定论。有消息称，国务院某领导基于老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抱怨，认为“老百姓不愿意，那就说明此前的医改确实不成功”。此前以“市场化”为主流观点的医改思路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而比照此份《医改意见》的3月版与7月版，一直在卫生部系统内小范围闭门讨论的这份医改文件，显然也在这几个月间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市场化向公益性侧重。

　　对于这样的改变，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秘书长张宝库认为是必然的。张表示，卫生部的指导意见无论中间的讨论稿是什么样子，最终都不可能突破“政府主导和公益性”的底线。

　　据张介绍，199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此后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16号）中的关于城市医疗服务改革的原则性规定，确保了医改的公益性质，因此，医改朝着公益性的色彩转变是必然的，“否则，文件就不可能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发出来。”

　　医改国家战略化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保证医疗服务的公益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的观点是，对所有医疗卫生的投入都必须由政府来完成。因此，对“7月13日稿”，李玲并不认同其中“对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行业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内容。

　　“中国的医改到这个地步，单纯依靠卫生部门的推动，已经很难取得大的进展。”李给出的药方是，中国的医改急需放到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要当作国家战略来对待”。

　　这与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的观点一致：享受医疗，和吃饭穿衣是不一样的，医疗消费有明显的外部效应，必须要当作公共服务来满足需求，在英国、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政府从提高国家人力资本的角度考虑、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医疗服务进行投入，而且都是以人为本的投资。因此，杨团也认为，“7月13日稿”仍是“以医为本”的部门思路。

　　但是，针对如何把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问题，各方观点并不一致。

　　李的观点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卫生部受部门局限，很难推进医改，可以考虑在卫生部之上、国务院之下设立一个类似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协调卫生、财政、税收、金融等各个方面的资源，从而有利于从更高层次推进改革。“这需要决策者的勇气。”李玲说。

　　而杨团则认为，从社会权力划分来看，医疗机构掌握着专业权力，公民缺少与其讨价还价的能力，要想对这种强大的专业权力形成制衡，公民权力、国家权力、社区权力需要联合起来对抗专业权力。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卫生部门是和掌握了专业权力的医疗机构站在一起的。”杨团说，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将医疗服务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这样，卫生部就可以从实现各种社会福利的角度，对医疗机构的专业权力形成一定的制衡，这会有助于医疗卫生体制的良好运行。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投入大约占到GDP的5.5%。李玲说，这个比例和多数国家地区相比其实并不低，但是公众却无法享受如香港、澳门那样良好的医疗服务，主要原因就在于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合理。

　　“现在医疗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导致基本医疗服务投入不足。”李玲认为，这是结构性的失调，在不增加绝对的医疗投入的情况下，注意资源配置，就可以让更多的公民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

　　而杨团则认为，“就中国现在的国力来看，是有实力对基本医疗服务进行直接投入的。”

　　这也是卫生部此份《医改意见》中提及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卫生部官员并未向记者确认此份文件会否在今年底出台，并在明年重新主导中国城市医疗体制改革新的方向。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