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陕西渭南的农信社因发生挤兑事件，当时被央行列入重点监测名单。时至今日，渭南农信社已今非昔比，该地区农信社的信用环境已发生极大改变，而这一切变化，都缘于正在推进的农信社改革。

　　在北京时，看到关于“农信社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的材料，记者半信半疑。但当记者11月上旬从浙江、陕西一路走来，才深切地感受到，由国务院2003年6月开始推动的新一轮中国农信社改革，已使农信社从上到下被激活。

　　陕西和浙江两省在经济水平上差异很大，两省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层次因而也存在较大差异。但陕西省联社在全省农信社推行的劳动用工、薪酬分配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简称“三项制度”改革），使全省农信社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也因此在全国农信社改革中变得更为突出。

　　三项改革制度

　　记者了解到，陕西省联社推行的劳动用工和人事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严格机构编制，面向社会招录，淡化两个概念（劳动用工身份界限和行政级别），推行两项制度（全员劳动合同制和员工聘用制）。

　　通过劳动合同的签定和岗（职）位的聘用，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形成人员能进能出、职位能升能降、待遇能高能低、优秀人员脱颖而出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劳动用工和人事制度。

　　薪酬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理顺薪酬体系，坚持总额控制，实行按岗定酬、以绩取酬。通过改革，把职工的收入与县联社的总体效益及个人工作业绩、贡献大小挂钩。下保工资，上不封顶，拉开分配档次，促进各项业务的发展。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一是完善干部业绩考核办法，对干部实行严格的任期目标管理；二是建立高管人员后备干部队伍。

　　转换经营机制

　　陕西省联社主任季钧为表示，在全省农信社推行劳动用工、薪酬分配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想以此为突破口促进农信社经营机制转换和改革深化，解决制约农信社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近些年来，虽然在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但和股份制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机制改革的深度和效果无法相比，远远适应不了金融开放和竞争发展的需要。

　　季钧为表示，面对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认真解决全省农信系统员工队伍目前“人员总量偏多、结构不尽合理、素质尚不太适应，激励机制不健全”的状况，是事关陕西省农信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大计，是事关各县联社能否通过改革，真正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的大事。因此，陕西省联社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和酝酿，推出了“三项制度”改革。

　　建立激励机制

　　季钧为说，推行“三项制度”后，陕西农信社形成了按需设岗、双向选择、合同管理的用工机制；建立了按劳分配、以绩取酬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员工培训加强。

　　通过改革，信用社职工开始打破了“铁交椅”、“铁饭碗”和“铁工资”，初步形成了职工能进能出、职位能高能低、收入能多能少的竞争新机制，使农信社员工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整体性的转变。职工危机感、竞争意识大为增强，个人潜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已有63个县联社推行薪酬制度改革，改革后职工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相差2?5倍。通过改革，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有1562名中层管理人员通过竞争上岗，有132名管理人员在竞争中落聘，改变了过去干部由上级任命的状况，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初步形成。

　　榆林市榆阳区信用联社主任李锦平介绍，他们结合农村信用社存在着区域的差别性和业务发展的不均衡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新的薪酬分配体系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问题，充分调动了大家的工作主动性，也增强了紧迫感和责任感。

　　陕西省澄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丁仁兴对记者表示，改革前，信贷员中有一年收息在30万元以上的，也有在3万元以内的，但工资待遇基本一样。这次改革，彻底打破了平均分配主义。在三季度效益工资兑现中，就有三个社5名信贷员少拿效益工资5680元，五个社8名信贷员多拿岗位和效益工资6000多元。

　　面对新的问题

　　记者在陕西农信社采访中发现，以前是农民贷款难，现在则转变成了信用社贷款难。

　　季钧为对记者表示，近两年，随着农业税免除，粮食直补等国家系列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手持现金增加，农民对传统的小额贷款的需求减少。

　　另一方面，陕西省农村信用社今年以来在改革形势的带动下，存款业务大幅增加，受农民贷款需求减少的影响，农村信用社新增资金闲置，农民贷款难转变为信用社难贷款。

　　与此同时，记者也听到银监会陕西监管局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处处长吴一民的担心，虽然在这次改革中，陕西省组建了西乡、神木两家农村合作银行，但这两个县的市场需求并不是非常大，他担心这两家农村合作银行将来再萎缩成统一法人社。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