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新行长沃尔威福茨10月访问中国。他在甘肃永登县秦川镇东川村与村民马社巴有一段对话。配发的新闻照片上，沃行长身着便装，看上去非常深入群众。对话开始，沃行长问：“你想让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马社巴答：“我希望他们能上大学。”沃又问：“然后做什么工作呢？”马回答：“在城里，公司里挺好的”。沃行长多少有点吃惊：“让他们做农活不好吗？”马社巴说：“（做农活）好是好，但不如在城里工作好”。

　　实在可圈可点！不要误解，我的评论并不以“沃行长自己为什么不做农活”为出发点。虽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的圣人之言，但是经过多年生活的教育，我明白那是极难做到的事情，才需要圣人反复倡导。当年在城乡之间建立户口、粮食和就业等制度门槛，发动者自己住在城里；动员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自己从来不去；整天强调农业重要、务农光荣的，差不多没有一个是务农的。这很正常，不值得写评论。

　　我不明白的，是世行行长为什么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理解经济增长的一个上好机会？要知道，甘肃农民马社巴对他讲的那几句话，恰恰是全部增长、发展、反贫困的基础和关键。

　　是的，仅仅不过是“希望”。作为甘肃永登县农民的马社巴，他的两个男孩究竟将来能不能如愿上大学？不一定。就是上了大学，能不能在公司找到称心的工作？不一定。能不能从此久留“城里”，更不一定。客观估量一下，也只能说有希望，概率并不高。马社巴完全明白，他说的就是“希望”。那么，我们断言这微不足道的“希望”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不是言过其实了？

　　来解读一下吧。第一点，马社巴显然把做农活与进城到公司工作之间作过仔细的比较。他的结论清楚，做农活好是好，“但不如在城里工作好”。说来不容易相信，多少大经济专家用了多少国家的历史数据算了多少年，得出的结论与马社巴的如出一辙！第二点，面对上述差别，马社巴的基本行为倾向不是“非把农业搞得比工商业更好”，或“非把农村建得比城市更好”。他的选择是顺势而为，“由农村转入城市”。自己不行了，寄希望于下一代。

　　有趣的是，少有人会不承认马社巴发现的第一点，但是持续、坚定赞成他第二点的，怎样算好像也太少。许多人承认工业化、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又担心不要搞得太快了。他们看不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城市化被耽误了多少年，好不容易工商制造业在国际上开始有苗头，“大转移”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此其时也。他们担心什么呢？主要就是农业怎么办——连甘肃贫困区的老乡也觉得做农活缺乏比较优势，也向往进城，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岂不岌岌可危？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误差，就是沃行长这样的高层人士，可能没有充分理解马社巴对未来的“希望”与他现在努力之间的关系。马社巴怎会不知道，实现“希望”是需要条件的？上大学要花钱，进城要盘缠，作为一个目前还在农村干农活的农民家庭——否则也就没有进城的强烈愿望——到哪里准备这个条件？还不是靠做农活，还不得把农活做得更好才能实现希望？

　　就是说，农民进城的愿望与农民做好农活的愿望，不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相激发。诚然，凡愿望的实现，都要靠各种条件的配合。农民想把农活做得更好的愿望，需要制度、政策、投入品等因素的配合。但是第一位重要的，是农民的意愿和行为。对于据总人口60％的中国农民，要是家家希望孩子永做农活，还有什么希望吗？一个世界银行当然不够了，再有十个可能也不够。

　　媒体称由小布什政府副国防部长转任世行行长的沃尔威福茨中国之行，是“教育和再教育之旅”。欢迎沃行长多到中国农村，他需要再补课。

　　周其仁教授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的题目包括土地产权和承包合约、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

　　1989年至1991年，周教授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秋季进入UCLA研究生项目，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至2005年，每年春季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周教授的研究兴趣广泛，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