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全国第三次科学技术大会将在12月召开，似乎在一夜之间， “自主创新”开始成为当今中国最耳熟能详的一个新名词，这无疑为该会定下了一个清晰的基调。

　　本刊获悉，来自科技部的声音是：这次的大会将出现比较大的一次战略调整。

　　此前的8月，由科技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学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等率领中科院、财政部、人事部、人民银行、商务部等13部委的成员组成的“国家科技创新政策调研组”，南下造访深圳、青岛、上海等地，与各地的企业封闭面谈，针对国家各部委正在酝酿的科技自主创新“12套配套政策”听取意见。

　　13部委就是为完成新的战略转型而做的组织准备。

　　这12套政策预计年底出台，极有可能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公布。

　　此间媒体评论说：这是国家科技战略的一次“全面修整”。

　　其实早就山雨欲来风满楼。2004年底，科技部研究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房汉廷在科技部和信息产业部创办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国家科技战略处在变局前夜》的文章，透露了国家下一步战略的布局和时间表，从而掀起了一场对于“科技体制改革”“市场换技术”等等概念的大讨论。

　　原来，从2003年8月开始，科技部等相关部委就前后调动了几千名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等，共同参与20个战略研究专题的研究，所涉及内容包括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实用技术、区域发展、创新文化、科技法制、科技投入等多个方面。

　　这份“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已经在去年年底完成了基本框架，而且已经上报国务院等待获批。2004年8月20日的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规划进一步摸清了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家底”，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情调查”。

　　更重要的是，规划的调查研究还将形成“系统和配套性”的指导意见。据了解，这些意见涉及国家科技经费投放、政府采购、增值税改革、汇率改革、海关、大型科研院所改革、中介机构改革、风险投资、二板市场等诸多全局性问题。

　　虽然最后定稿能否于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推出，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届时这份文件在科技界和企业界所引起的瞩目程度，很可能史无前例。 （胡家源）

　　□本刊记者 胡家源 发自上海

　　肖惠萍“拆墙”

　　11月21日，淮海中路西尽头的上海市科委（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小院。已经过了下午5点半的下班时间，肖惠萍开始修改几日前刚刚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的一份草案文件——是关于“大型科学仪器共享”的一套管理办法。

　　就在两周前左右的时间，由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确定了“以建立共享机制为核心，以资源系统整合为主线”的原则。

　　作为上海市科委生物信息技术领域的高级工程师，肖惠萍最近一直在为分散在上海诸多科研机构的1200多台——总价值达22亿元左右的高端科学仪器面向长三角经济区实现共享而工作。

　　将分散在诸多部门的国家科技资产实现面向市场的共享，说出来容易，实质却是一次部门利益的社会化工程（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而“管理办法”作为一项制度设计，也可以叫做一次“拆墙行动”。

　　“中小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动辄上百万元的仪器对它们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上海市科委主任李逸平曾说： “用不了几年，‘买不如借’就会成风尚，企业科技创新的‘硬件’花销将大大降低。”

　　对于企业云集的长三角经济区来说，听起来这是一个可以尽情憧憬的故事。而按照国家最初的想法，科研平台需要对全国总价值超过150亿元的科学仪器设备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全国性的共享网络提高科学仪器的综合使用效益。

　　现在来看，似乎再也没有比由上海首先实施“拆墙行动”更具可能性的了。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研发服务公共平台建设推进办公室副主任。一直以来，上海市政府以其在市场和社会领域的强势态度而著称，即使是有着“清水衙门”别号的科技部门也不例外。

　　除了由分管科技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组成的“科技党委”之外，肖惠萍用了一句非常贴切的俗语来形容上海市科委的地位之高：“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所谓“纵向到底”比较好理解，就是说科委的很多工作是从政府延伸到企业，从产业链的最高端——研发，一直到生产以及产品销售等最低端。

　　“横向到边”则来源于特殊的机制安排，在上海，市科委与财政部门、海关以及环保卫生等部门都有着很方便的沟通渠道，“每次开科技会议，都会有包括发改委在内的将近11个部办的人到场”。

　　科委工作因之可以纵横捭阖，肖的“管理办法”草案在很短的时间里按程序获得了批准。其实，早在2002年，国家科技部就开始启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但3年多以来，多停留在争论如何制定制度性的条款，直至2005年7月18日，《“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发布——历时3年多的科研“硬件”建设有了具体可依的行动计划和步骤。

　　而就在这3年的制度酝酿期，2004年7月14日，作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研发平台悄然间率先启动了。

　　科技资产部门化

　　很显然，上海的故事始于国家的推动，不过，事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要做到将分散的仪器资源实现社会共享，“涉及一些科技体制的根源问题”，为了协调好各方的利益，需要制度与机制的供给。

　　“由于政策、体制、立法以及观念和各方面利益的问题，一直没有落实。”肖惠萍表示。

　　狭隘的传统观念认为，资源归单位或个人所有，单位及个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共享的资源，但对提供资源缺少积极性，甚至有些机构或专家学者垄断把持着由国家财政投入所获得的科研设施和数据资源。与此同时，科研机构由于部门利益，相互封锁而造成的科学“壁垒”给科研带来难以统计的损失。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志民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大背景是，国家科研体制采用的计划经济的政府拨款模式还在延续。

　　除了以上所说的存量资源部门化问题，增量方面的问题同样存在。以基础研究为例，由于目前科研经费的来源主要有四大渠道：基金委、中科院、科技部和教育部。由于条块分割和科研经费的管理不严，重复购置大型科学仪器已是普遍现象。

　　虽然上海市建立了“市级新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联合评议工作协调机制”，由市科委、财政部门和教委等单位共同组成，其中不乏各个领域的专家。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本该发挥合理配置资源作用的“否决权”，却成了一个人人不大敢碰的烫手山芋。

　　“科研院所一般会说，你凭什么不让我买，不买的话耽误了项目研究由你们负责。”肖讲到，有时专家提出建议到别的机构租用机器，得到的回答却是：来回有时间成本，耽误了项目进度还是要由你们负责，“遇到这种事情，有时我们哭笑不得”。

　　科学资源的共享涉及购买权、使用率和处置机制三个环节，在第一个环节把不住关的话，直接造成了科学资源的处置机制僵化，从而导致使用率低下，有相当多的尖端设备在做完研究课题之后，并没有被拿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共享，而是被科研项目组锁进了仓库，理由是：共享的使用费太低，不足以维持科研机构的兴趣。

　　据了解，我国仪器设备的总量已超过欧盟，但利用率仅25％，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170％甚至250％的水平。“在意大利的科研机构，很多大型仪器是集中放在一层楼里面的，谁需要都可以去用。”肖表示，如果这种情况放在国内，那还不乱套了？

　　由于缺乏共享的相关制度和具体运行机制的支持，更缺乏操作层面的规则，因此国内的科技资源共享难以得到普遍推行。

　　为什么是上海？

　　事实上，伴随过往几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区的突进，其间，16城市诸侯之间的明和暗防之音不绝于耳，近期上海又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城市经济战略，此番主动面向长三角经济区实施高端科技设备共享，仍显得有些不那么令人踏实。

　　细心观察，其中却自有道理。

　　2005年10月底以来，深圳作为中国“自主创新”的大本营地位被牢牢地定格，而上海以及此前广受瞩目的长三角经济区却意外地失语了。

　　11月3日，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严隽琪带队的考察团来到深圳，作为极具上海特色的“科技党委”成员，两人的访问无疑带有强烈的暗示：在新一轮与深圳的抢跑中，上海慢了半拍。

　　“在缺乏高等院校、研究所的情况下，（深圳）能扬长避短，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机制并卓有成效，值得上海借鉴和学习。”殷一璀表示。

　　此前，长三角“扬外抑内”的苏州模式，以及“民营标本”的温州模式，都曾各领风骚数年。然而由于长期在产业链和资本链的低端游走所形成的路径依赖，这一经济群落终因绕不开资源、环境以及贸易的壁垒而陷入阶段性困境。

　　事实已经摆在桌面上了。统计资料表明，2005年前三季度，长三角16个城市经济发展出现整体“滑落”迹象，工业增幅回落并伴随效益明显下滑、吸收外资增势减弱，外贸进口增幅大幅回落，成为长三角面对的共性问题。

　　正如一名本地学者意味深长的话语：“规范的制度如果先于活跃的经济体出现，那它既是促进，又将是阻碍。”

　　现实的情况是，受国际大都市的氛围所累，上海渐渐丧失了作为活跃的中小企业创新所必备的制度和环境土壤，虽然有着数量全国排名第二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但却因为一直缺乏一个交流共享的平台，而无法形成一条从市场需求调查、产品和技术研发到企业生产以及产品销售等多方面构成的产业链。

　　“在过去10多年中，上海经济的发展，与上海企业广泛与国外合资合作是分不开的，多数上海企业在技术上，走的是一条引进、模仿、吸收的道路，真正具有原创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技术和产品很少。”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对此直言不讳。

　　与此同时，作为中小企业科技投入的原始资本积累，却很难在税制复杂而严格的情况下得以完成，记者10月在江浙一带的采访部分地证实了这一状况。33％左右的总体税赋水平，已经让当地很多小企业面临关闭的危险。即使在上海，情况也并没有太大改观。

　　“这也算是所谓的‘商务成本’吧，上海和深圳还是不一样。”她表示，有一条基本原则可以解释上海为什么要紧紧抓住“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救命稻草，那就是：区域需求与国家布局结合，“上海可能更适合做一些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工作吧”。

　　更重要的信号也许是：作为长三角经济圈的龙头，上海有必要降低姿态为这个生态群落服务。

　　海派文化得到的馈赠

　　上海研发服务公共平台低调开场以来，已经为不少国内甚至是国外企业获悉，每天的网站访问量高达800多人次。但事实上，“从需求方来看，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肖表示，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能够利用政府的这个公共服务项目。

　　她提到了两类企业，一类是科研人员创业，将项目做成产品；一类是已经做大了的民营企业，承担政府推荐的项目。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拿工资，干私活”的类型，而后者更多是被国外的技术标准给“逼”的，两类企业实际上并不具有典型代表性。

　　“更多的用户是来去不留名的，这给管理带来了很多麻烦。”肖回忆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人问她，这里可以报道的东西很多，为什么不宣传宣传？科委的回答是，还不成熟，说错了覆水难收。

　　事实上，直到今年10月底，更大范围内的科研资源共享网络——长三角科学设备协作共用网建立，“真正在资源管理上达到服务互动，可能仅仅只有上海地区能够做到。”肖表示，共享系统并不是简单地开通一个网站就行了，更需要的是“线下”各方面服务机构的支持。

　　无怪乎有专家指出，国家科技基础平台建设的提出，是对现今科技资源和信息的粗放管理方式的冲击，是对当前知识固化和封闭理念的挑战。

　　而上海成为这一国家科技战略的“试验基地”，也并不是出于偶然，反过来甚至可以说，这是对典型海派文化的馈赠。

　　在实际的共享并没有形成“气候”之前， “我们也是边干边学边规范，而且一直都很低调。”肖惠萍解释道。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