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66天花550万元医药费，但是救不了一个人的性命，这是发生在哈尔滨医大二附院的医患纠纷事件，说来并不奇怪。现代医学即使面对最简单的疾病，比如感冒，也是软弱无力的，更不要说致命的疾病了。患者家属翁先生无法忍受的是医院的欺诈、偷盗--当然，在相关执法机构确认之前，这些罪名都是“疑似”。

　　不过，第一，根据人们长期的经验，这些“疑似”最终似乎总能被证实。但是，第二，执法机关本身是否可信，令人怀疑。第三，某些医生盗用患者、尤其是长期住院患者的名义，为自己、为自己的朋友盗开药品，是医生和患者之间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

　　有些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市场化”，其实是张冠李戴。原因在于，此种现象不自今日始，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非常盛行。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家医科大学附院住院的时候，就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过这种现象。只是，有些医生护士倒也颇懂得文明礼貌，在冒名开药之前，会与相关患者商量。或者大多数医师护士所开的只是价值几元、几十元的药品，

　　事实上，正是那种医疗体制要为此种广泛存在的冒名开药(其实是一种盗窃行为)承担责任。彼时的医疗福利制度只是部分人的特权：公家的人享受着公费医疗，其他人被排除在外，其中就包括医师、护士们的家人或亲朋。于是，有些医师和护士就成为国家福利泄流的一条管道。至于患者，所花的是公费，用公家的钱讨好医师、护士为自己服务，何乐而不为。只是到了今天，翁先生心疼自己的钱，所以才会大声疾呼讨要公平。假如那位仙逝的老先生享受全额公费医疗，大概也就没有维权之事了。

　　医师、护士们的道德感，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丧失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除了少数例外，普通人多有一种有趣的心理：偷私人的东西是偷，偷公家的却不算偷。这种现象，很多天真的年轻人或者装傻的中年人现在不愿相信；但今天国有企业经理层的贪婪，就是那种体制的一种遗存。

　　对此种心理，经济学家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比如，著名的“公地悲剧”假说。“反正是公费，不用你掏钱”，就是这样的自我辩解，腐蚀了部分医师和护士的道德感，把贪婪和无耻种在他们的心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医院的商业化体制，则让部分医师和护士在为自己盗窃之外，又增加了为公家--自己的医院盗窃的动机：医师、护士得完成医院布置的创收任务。

　　可以说，计划体制已经导致道德感流失，到扭曲的商业化体制下，没有约束的贪婪赤裸裸地喷涌而出，极端得让人瞠目，频繁得让人麻木。哈尔滨那家医院的做法，就是把贪婪发挥到了极致。

　　疯狂会就此打住吗？往上下左右看看，是否存在某种至少看起来有效的机制、环境？约束医师和护理人员，让他们知道什么不能干，或者哪怕是吓住他们也行。很可惜，至少我没有看到。最高级别的纪律监察机构可以去哈尔滨这家医院调查，但每年又能调查几家医院？

　　至于政府的医疗卫生部门，他们是公立医院的主管部门，与医院有太多利益关联，院长是由他们任命的，注定了难以进行公正而严格的管理。

　　医院自己？今天，哪怕是公立医院，也更像一家企业，而在扭曲的、垄断的“市场”下，垄断者是无耻的。正是医院内部扭曲的激励机制，推动着部分医师和护士冲击贪婪的底线。

　　制度不灵，那么，伦理因素呢？毕竟，即使医疗制度是扭曲的，充满了堕落的诱惑，但坚贞的道德情操，也可以让人们至少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可做的。可惜，整个社会就没有多少积极的道德氛围。另一方面，在高度行政化的医疗管理体制的挤压下，医师群体和护士群体都没有自己的自治空间。而没有自治，就没有职业伦理。在医师群体和护士群体中，没有共同体的感觉。这两个群体，其实还有大多数群体，比如商人--也就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涵育机制，不存在共同体内的荣誉，也不存在共同体的道德谴责。缺了这两样基本的材料，内心的堤坝就付之阙如。

　　谁都痛恨贪婪，尤其是某些医院、医师的贪婪。但是，若没有起码的道德自律，没有不受利益牵扯的监管的约束，又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激励，那贪婪就是贪婪者的通行证。550万元医药费背后的黑幕，正是他们玩得忘乎所以时的大手笔。即使现在人神共愤，也难唤醒他们的良知，或许只会让他们学得更狡猾。

　　(作者系北京学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