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新京报》消息：省部级干部离任须接受审计。昨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透露，今后，所有离任的省部级官员都将纳入审计监督范围。此外，今年以来审计部门已经开始对现任的几名省长、部长进行任中审计。

　　“离任审计”狭义化理解就是一种工具化的数目管理，其实早在我国明朝就和“田亩计量”、“钱粮征收”一样成为官吏监管的“明规则”。权力，自古就没有能带来智慧与觉悟的魔力。从理论上来说，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如果发生腐败的话，其腐败程度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垄断程度和自由裁量权及其责任感。加强对重点单位重点人员的离任审计，是有效减少重大经济犯罪行为的法宝之一。由此，“任期为主，逢离必审”的经济责任审计体制，的确有着良好的预期效力。

　　但是，制度的执行力来自于“温度湿度适宜”的体制土壤。省部级干部也好、国企高层也罢，要让“离任审计”彰显出作为政治常态的刚性执行力，笔者以为，尚需要谨慎回应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我国现行干部管理制度与“离任审计”能否完美衔接？审计，既是一种监督、更是一种服务——尤其是“离任审计”，只有以其参考与警醒意义消弭其“事后诸葛”的天然弱势才能对舆论与民意更有说服力。但在实际工作中，对领导干部的离任审计，一般都是在领导干部已经提拔、调任或者离退休的前提下进行的，审计结果对被审计者的去留升降毫无影响；加之部分被审计的领导干部虽然离开了现职，但绝大多数仍在领导岗位，审计人员心理障碍比较大，沦为“形式主义走过场”的危机还是客观存在的。

　　二是“离任审计”能否顺畅地呼吸到制度的氧气？独立性，应是“离任审计”的灵魂，它是程序正义的客观要求——然而在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下，各级审计机关的人财物均操控于地方政府，它实质上仅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内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有一些审计干部屈从于行政官员权威，淡忘了职业道德。个别审计人员受复杂人际关系和不良风气的影响，拿原则做交易，导致审计结论文不符实，为被审对象“遮风挡雨”。此类“花瓶式”的离任审计带来了消极影响和现实危害，造成审计工作深入难、取证难，譬如在李达昌事件中其“公信力危机”就有所显现。

　　史料说我国古代有规定政府官员上任和离任时都要称一下体重：离任时变重者“贪”官，变轻者“清”官。这种做法固然很形而上学，但是将有关的反腐败措施量化却是长期的制度诉求。“离任审计”要发挥政治常态执行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譬如它不能仅仅只是高官的紧箍咒、还得有立法支撑、还得强化离任审计的公示程序……但愿“离任审计”能为终结“边腐边升”的闹剧而绩效卓越，使其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经济行为过失的“校正器”、强化管理的“推进器”、廉洁自律的“警示器”。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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