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4日，北京哈佛校友会在京举办《第十届哈佛论坛》，搜狐网财经频道作为本次论坛的承办机构对论坛做全程跟踪报道和现场直播。以下是论坛第一场对话擂台：创新服务业对话擂台：金融创新与人才。

　　潘杰客：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在这里举办第十次哈佛论坛，我叫潘杰客，受大家的委托承担这个重任，对我来讲也是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这么多校友、这么多的专家、这么多校友，行业里这么多的专业人才坐在下面，更多的是我们的专业的人士和领导坐在台上，除了我之外。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我自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和大家是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机会。

　　我们今天下午的论坛，这是第一次场，我们写的是银行的或者叫做金融的创新与人才。说到今年，我们现在台上坐的是两位银行的行长，今天就把这个概念缩小一点，今天下午就说银行的创新和管理。

　　说到银行的管理，我自己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生活、工作这么多年，我自己接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想了很久，银行的管理意味着什么？我想在座下面的很多来宾、校友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两位行长也会有他们自己的解读。当我们要讲银行的管理创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什么是银行的管理？或者说银行管理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想利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请下面的来宾、校友站到麦克风前面，把你对银行的管理跟我们两位行长沟通一下，你对银行管理最核心的东西，你认为是什么？或者你认为银行管理就是这么几个字，先跟我们两位行长沟通一下。

　　什么是银行的管理？

　　来宾：我是一个律师，我也是一个一般的存款人，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银行管理应该是风险管理，就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潘杰客：明白了，谢谢，非常好！

　　刚才另外一个校友是不是想说一下？你对银行管理的理念是什么？

　　来宾：我想讲的跟他是一样的，我因为是搞IT的，对银行也不是非常了解。我想因为银行嘛，是贷款，大家存款，风险是最重要的。

　　来宾：我认为银行的管理本质就是对客户需求的管理。

　　潘杰客：谢谢！

　　我们先请王行长解释一下他对银行管理自己的理念是什么？

　　王益：谢谢主持人先生，谢谢各位校友！

　　刚才主席说下午糊里糊涂的，我听他的提问也觉得一直糊里糊涂的，刚才他一糊涂我相信把我们也搞糊涂了。说银行的管理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有一千多个回答，所以刚刚三位从不同的角度讲，有的讲风险管理，很多人说银行的管理就是风险的管理。但是后边这位校友又提了一句，可能还要考虑客户的需求，实际上银行的管理对不仅仅是风险的管理。

　　银行管理基于管理这个词来讲，第一位的就是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来提高股东的利益，和所有的企业的目标是一样的，只是从技术上来讲，银行是经营货币，经营的商品有它独特的性质，所以它要求的是审慎的原则，因此风险管理变成它的一个基础，但是风险管理到今天也已经不是银行业的事情了，已经从银行业推广到所有的企业。因此现在风险管理概念，已经是一个普遍的概念。

　　潘杰客：王行长有自己独到的解读，我想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有不同的解读。接下来请深圳发展银行的行长韦杰夫给我们谈谈他对银行管理的解读。

　　韦杰夫：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大同小异，如果我们说商业银行管理的话，商业银行基本上也要给股东提供一个合理的、合适的回报，给客户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高水平的服务，给员工一个让各个员工发挥自己能力的工作环境，要给社会提供一个怎么样的服务，这是经济学的，就是把社会和老百姓储蓄，拿来变成一个资金的来源，支持企业的发展。这里面的核心，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储蓄分配给企业的时候，当然最后要完完全全的拿回来，我才能够给股东合理的回报，才能够保护存款人的权益。所以如果要提这个话题的话，就是把这几个银行提供的服务联系起来。

　　潘杰客：谢谢韦杰夫！

　　刚才也能感觉到两位行长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不同的侧重点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可以看一看有其他的一些事实，在不同的侧重点的方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刚才王益行业把他的重心或者说最主要的他看到的是股东的利益，但是其实国家开发银行在过去十多年一直到现在，他的不良资产在国家基本上是所有的银行，特别是国家政策银行里面，他的风险、他的不良资产率是最低的。而韦杰夫的深圳发展银行，他刚刚强调的又是一个风险的管理，而深圳发展银行在过去的十多年在不良资产率方面，在国家的这些银行里其实是又是最高的，就是说好像他关注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没有做好，当然这不是韦杰夫的问题，他参加深圳发展银行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下面我们专门探讨一下风险管理，这是我们下午的主题之一。

　　我们想请王行长谈一谈国家开发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做得这么好，究竟都采取了哪些的管理手段使得我们不良资产率如此之低？

　　王益：谢谢主持先生！

　　既然提到开发银行，我就简单的说一两个数字，开发银行现在是国家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它的资产目前表内外大概有21000亿，它的不良率在1％以下，0.9％—1％之间。这是在它提足了准备金的基础上，我们准备金的覆盖率是350％，就是说从银监会角度来讲80就行了，从一般国际好的银行他们会在150左右，我们有350％的准备金来支持发展。我们不到4千人，我们人均的力量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

　　我们的陈行长是非常优秀的银行家，开发银行的成绩刚好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刚才你说的风险我们也有，今天下午主题是创新，市长讲了，我们哈佛教授也讲了，因为我没有听，但我想创新是整个会议的主题，发展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创新，我就讲开发银行怎么进行创新。

　　这里我要强调两点：

　　第一，风险管理一定是基于为业务发展服务。就是你不能因为风险管理去阻碍业务的发展，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监管过渡的问题，那是外部对我们的压力，我们内部也是一样的，管理它的前提、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管理风险，是为了业务发展，创造利润。

　　第二，风险管理必须是技术个性化的服务，必须实事求是。因为国际上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有一些是具有一般原理的，有一些则是有特殊环境的，我想中国处于过渡的时期，法律、信用、银行体系，包括我们客户的诉求，都还是在一个调整和自我调整的过程。

　　我举个案例说明风险管理，中国的城市大家都知道基础设施非常差，地方政府、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如果要发展，大家都知道必须改善投资环境，马路修好了，现在环保要有。但是很多的地方政府，众所周知，都是吃饭财政。那怎么办？他有需求，他必须要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环境、吸引投资，但是他也没有钱，这不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怎么办？有这个需求，而且这个需求是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开发银行就进行了一个金融创新，我们把市政债的原理借鉴过来，开发的产品就是给地方政府一个整体的财政进行评估，然后进行贷款。

　　市政债的基本原理是，政府以未来财政收入的现金流作为担保来筹集资金，解决当前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扩大税基，为未来的财政收入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中国的法律规定不能举债，就是不能利用未来的现金流来为今天做事情。我们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客户，大家知道一个客户我们需要一个评级，我们根据地方政府总体情况进行评比，再根据他的财政能力对他承受的受信限额，比如五年之内他根据经济发展能承受多少的借款，我们给他做一个计算、评估和安排，然后我们给他贷款。贷款就解决了他眼先只有吃饭的钱没有建设的钱，靠中央财政没有可能性，可能一点点补助，一点点转移支付，那不是有鼻子、有眼、有萝卜、有坑的思想，我们解决了他的发展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法律的公平，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也不能担保，我们怎么办？我们作为政府正常年度预算安排的一部分，由地方人大通过。就是说我借这笔款今后的还款，是明年、后年政府正常预算的一部分，我今后就要做好偿还银行贷款的考虑，以前是没有的，就把它透明化了，而且把它合法化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叫准市债，通过法律的形式，这样我们支持了很多的地方政府。你现在看中国大多数的城市变化，可能开发银行起了主要的作用，包括北京的奥运会工程，基础设施，主要是靠这个的支持。

　　潘杰客：我们听了创新的方式可能包括特别是操作层面的这种方式有很多种，刚才王行长提到了这样一种，就是开发银行规避风险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由地方政府来立法。它通过预算，每年预算的方式。

　　韦杰夫，我们特别想知道深圳发展银行在过去的十多年发展肯定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回避大家，肯定是存在很多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包括你在内的其他的高级管理人员，从国际上找来的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可能进入深圳发展银行，这是一个事实。你进去了之后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从风险管理方面，你觉得深圳发展银行过去的十多年他们最主要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韦杰夫：我们先把事情说清楚了，深圳发展银行到今天的规模是2000亿的资产规模，18省市，237个网点，7千名员工，不良贷款到了2004年年底达到了11％点多的水平，资本充足率按照银监会新的口径，跌到2.3，所以深发展这个情况是相当的研究的。我先说到了第三季，不良率已经恢复到了10％，资本充足率已经恢复到3.4％。

　　刚才你的问题我想这样分析，最早中国的金融体系，就是一家银行，一个人民银行。

　　做一个补充，我们说风险管理，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分行行长会拍胸脯说，我今年是双零，他双零的意思是说，他一点不良贷款都没有，不管是金额还是率，都是零，其实你达到一个双零的水平在商业银行来讲并不是说你的风险管理很好，因为我们所谓的风险管理是说我要控制我的损失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我们还要像王行长来说，我主要的是要发展业务，我主要是要支持客户放贷款，我控制贷款要达到双零太简单了，每笔贷款我就说一句NO就行了，但是我一说YES我就要控制这个风险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但是过去的提示，银行贷款只有这么一家，也是国营的、国有的，企业都是国有的，利率都是政府定的，利差都是固定的，汇率也是固定的，所以基本上风险也可以说那个时候是零，对银行来讲政府制订哪一家国有的企业应该要贷多少钱给这个企业，人行就要听这个命令。企业什么时候要还这个钱，企业要听计划，所以在一个没有风险的环境下，银行就没有风险管理的文化和基础。而且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经济增加也不怎么样，为了要促进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创新，人行就拨出了几家国营的大的商业银行，然后就开始建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就像深发展银行，深发展又是第一家上市银行，又是深圳股市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我们是A0001深发展。

　　大家还没有体会到风险是什么、风险管理是什么，但是要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情况下就开始拼规模。这18年来，从1987年的一个零达到今天的规模，2千亿的资产，在中国算是小银行，在全球还是排名第600到700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环境，慢慢的从一个市场风险、信贷风险没有的一个环境，慢慢的走上一个市场经济，风险的责任慢慢的从政府移到我们银行的管理层。所以目前不止是深发展，所有中国的商业银行都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要从一个快速发展的环境，就是飞机在飞的时候还要到外面去修理这个飞机，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我先举两个我们采取的措施。

　　第一，过去深发展的体制也是类似几大商业的体制，每一个分行相当的独立，所以我们一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一个垂直管理、风险管理的体制，从总行的分管部指派风险管理执行官到每个分行，同时指派一个财务执行官到各分行，直接汇报给总行。刚开始分行的行长可以说不习惯这个做法，有一个分行的行长跟我说，我发展业务只有这两只手，一个风险管理一个财务，你现在准备把这两只手绑得紧紧的。但是过了一年的经验以后，他们就发现风险管理在他们分行，因为这样的体制他们又更加专业、更加强化了，而且碰到问题他们还可以回头到总行要求总行来帮忙支持。对总行来讲，我们的风险管理的做法为了标准化，要可控。

　　第二，我们把历史性的这些，因为20年的过程产生的这些历史性的不良贷款，我们把它们剥离出来到一个坏银行，然后建立了一个专门的队伍来处置这些不良贷款。经过这两种方式，一个是按从新的不良用一个垂直管理、标准化的风险管理措施，控制新发生的不良。然后从一个剥离出变成建立一个坏银行，一个专门的团队就开始，这当然是一个比较长的路要走，开始消化化解这些历史性的包袱。

　　潘杰客：谢谢韦杰夫，

　　韦杰夫在讲到深圳发展银行，当然谈到了一些、谈到了一部分过去存在的问题，当然也谈到了目前正在创新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垂直的管理，目的也是使风险降低。作为国家开发银行，我们现在王行长坐在这里，我们也都知道国家开发银行在不良资产方面，不仅仅敢于跟商业银行比，最主要的是和国家所有的其他的政策银行，中国最大的四大政策银行去比较，它的不良资产也是最低的。我们想请教一下王行长，韦杰夫他们现在正在实行的垂直管理，从您的角度讲，因为你们已经成功的规避了不良资产不断的发生，而且量越来越高、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频繁，您觉得他们的这种垂直管理将来是不是会奏效？

　　王益：其实风险管理是一个体系，韦杰夫刚刚说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说的更完整一些，风险管理从全世界来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就是教育你银行所有的人、教育你的客户都有风险的意识。什么叫风险？就是不确定性，什么叫风险管理？就是不确定性的管理，当然还有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也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所以第一位的是不停的教育你的员工、教育你的客户，银行每一个业务都是有风险的，每一笔贷款都是有风险的，教育你的客户每一笔钱都需要还的，所以贷款设计、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必须要特别的小心，必须接受银行的全面的监督。

　　第二，标准化。不确定性就是很难把握它，银行风险管理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让众多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也就比如刚才韦杰夫说的，我的损失率，我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开发银行我们是不能超过1％，也就是所有的不确定性必须为这个目标服务，我们允许一个不确定性是失控的，1％的概念。怎么解决？标准化。因为每一个信贷员，每一个分行长，到总行的各个部门的领导，他们风险判断的标准、他的风险偏好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人喜欢手机，有人喜欢房地产，但是银行内部必须建立一个标准，比如风险，每一个行业的基本风险建立一个行业标准，这是把风险标准化了，所以有了信用的评级，现在还要求进行企业内部的评级。其他等等一系列的调整，所谓的这些从贷款的评审，一直到贷款的回收。

　　第三，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安全又有效率的管理程序。标准怎么样才能变成工作的一种依据？它是通过每个人的工作，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来实现的，但是风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会出现链条的断裂或者出现真空或者说空虚，所以说程序的设计非常重要，就使风险管理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不能出现断裂的状况，也不能出现盲区，所以程序的设计非常重要。但是程序的设计如果不能把效率降低了，所以要设计一个好的程序，什么人在什么样的位置做什么样的事情，用什么样的方法，用多长时间。

　　第四，监督。现在已经由传统的分层的监督变成了垂直的监督，这些在国际银行里边，包括在企业里边都已经是一个通常的做法。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有独立的稽核部门。比如在国家开发银行，我们不属于分行，过去银行每一个分行都有他的监督部门、审计部门，总行也有，他是一块一块的。现在垂直领导，比如开发银行，我们全国34个分行，但是我们大概有6个叫做稽核专员组，他们每一个组负责一个大区，他们受总行直接的领导，人、钱、物都是总行领导，不停的巡查。

　　第二，在线监督。在线监督的办法，第一，技术上的，我们现在可以完全实现了，把所有的交易都放在眼皮底下，设计一个合理的预警系统。所以通过人的系统和机器的系统，这两个系统就实现了监督，这是我们内部。另外，作为银行来讲，现在还需要主动的寻求外部的监督，得请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帮你审计，我们开发银行还欢迎审计署，我们跟审计署有合作，我们不怕别人帮助我们、监督我们，也就是说暴露风险。通过这样的方式，四个环节，教育、标准、程序、监督，使风险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从技术上讲。

　　如果从理论上讲，中国还有什么特色？我们刚才说我们在开发上，基本理论是把政府的组织优势和开发的融资优势相结合，就是使用在中国来改是一个稀缺的东西，但是只是一个方面，好像大家都不太讲信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有大量的信用资源没有被利用。其实中国人是非常讲信用的一个国家，中国人是非常讲信用的，不管是以前的企业，还是现在的企业，所以你读过以前那些小说，还有《白毛女》，杨白劳借钱的抵押品就是女儿，信用是非常普遍的。在社区的一个存款、城镇里边，如果你挣钱不还就完蛋了，所有人把你驱逐出去。

　　我们现在大量的信用资源没有利用，比如说政府就是一个好的信用资源，但是在不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他的优势来帮助你维护你的信贷安全，这就是一个金融创新。

　　潘杰客：韦杰夫的深圳发展银行，用垂直管理，当然是他的手段和措施之一了，尽可能的去规避风险。王益行长刚才讲到了规避风险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而系统工程里面首推的是教育，说到教育其实我们不得不这样考虑问题，考虑什么问题呢？就是谁教育谁，我们去教育谁，是银行去教育市场，是银行的高管来教育自己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高级管理人员去教育我们的一般职工，还是应该怎么样去教育。在这一点上深圳发展银行，从韦杰夫他们进驻了深圳发展银行，或者他们搞了入股之后，他们采取了比较大的步骤，就是说深圳发展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基本上都达到了国际化。

　　这个使我想到了今天上午王岐山讲到，管理一群狗和管理一群狼的关系，当然这说起来这是他的一个用词，我现在想向韦杰夫请教一下，当然不能说国际化的人才是一群狼，可是这群人能够真正的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环境里，在商业银行的特殊行业里，真正的能够做到把国际的东西和本土化的东西结合好吗？你是用什么样的考虑产生了这样的信心，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

　　韦杰夫：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有没有所谓中国式的银行、国际式的银行，有没有这个区别，我也有一点怀疑。我觉得我讲的就是市场经济化的，中国的环境，包括过去两年银监会一直推出的一些新的规定，据我了解，我没有去点，我听银监局长说的，最近两年推出了127个不同的红头文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怎么做银行，包括一些新规定，包括一些想法。所以在这方面，你说国际化其实就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一些国际银行的经验比较丰富，也犯过一些错误，所以国际人士到中国来，至少可以让中国的银行不要犯那么多我们犯过的错误，并不是说国际银行没有犯错误，如果你看过去几年欧洲有法国过不良贷款？有没有，有没有大型的商业银行倒闭过？有。都有，并不是说只有中国才会创造不良贷款，有银行就有不良贷款，这是一定的。

　　我们说要创新，怎么去教育？教育谁？我们一个体会就是创新以前要有一个框架，画家要画一张画的时候，不可能随便的在墙壁画一个或者在地上画一个，都有一个框架，你要做一个创新必须要有一个框架，目前在深发展我们怎么建立这个框架？就是三块：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在哪里，自己的目标客户是哪些，自己的产品强势是哪些，劣势尽量回避，或许下工夫把它处理好。

　　第二，国际化的就是说已经证明的是真实的一些管理方法，我就去做，不要做试验，做失败了再试，尽量人家有好东西我就拿过来，这也作为我的框架。

　　第三，不断的去沟通，而且各种渠道。我们有视频会，跟大家沟通。我们有内部的网络，经常发信函给员工。我们最近星期一开始深发展支行行长在一起聚，然后经常高层管理人到支行、到网点去跟员工沟通，听听员工的反馈意见。

　　我刚才讲的发信给员工，还有视频会，我第一次做，刚刚到深发展来，因为过渡期交接有一个过程，我们年初没有2005年具体的规划，依律年前后行长都有一个工作会议，告诉你年后干什么，我们做了分析、预算，后来说好我们帮你写工作报告。我说工作报告是什么？说我给你写一个演讲稿，然后行长上一个视频会，然后把这个东西念了。我说多长啊？他说通常都是两到三个小时。我说对不起，这个我恐怕第一，我的中文会念得慢一点，三个小时会延长五个小时，第二，我说这样做会不会死板一点。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PPT，然后拿PPT一边放一边跟跟员工说，我就直接对着镜头跟员工说明年要做什么，我们有六大重点稳定业务的成长、控制风险、控制费用、处理不良资产、建立一个零售银行、补充我们的资本，一个一个去讲，讲了一个半小时，大家反应非常好，第一，没有三个小时，大家非常高兴。第二，我们非常干脆直接去谈一些具体的问题。

　　我们发隐含给员工，我用的也是美国人的做法，我用自然的口气写一封信，通常不会超过一张纸。从目前银行做了一些什么，面临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提到了一个员工的一个什么。员工的反应就是说很喜欢这种信，其实我们行每天都发了很多红头文件给员工，而且这种东西因为是一个比较格式的东西，他们没办法接受，所以要沟通就要用一个自然的沟通方式。

　　你刚才讲教育这些人，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再有好的管理，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创造力，直到不止是制度的文字，还有制度的精神，要达到那个水平的话，必须要不断的跟员工沟通。

　　潘杰客：深圳发展银行通过引进国际化的人才，来实施国际化的管理，我们来比较一下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据我们所调查的一些资料显示，显然在引进国际化人才方面相比而言没有深圳发展银行那样多，但是国家开发银行却在风险的管理方面、却在总体的管理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想向王行长请教一下，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管理、通过什么样的教育、通过什么样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够使我们的管理达到国际化？

　　王益：谢谢！

　　其实学习的问题是一个几千年的问题，肯定必须得虚心学习要不然就不能达到进步。就像以前日本学中国的文字，现在有大量的中国文化、文字，像鸦片战争以后到今天为止中国人学西方的。今天说金融，我们可以肯定，在西方，比如美国管理的代表比我们有很多优势，所以学习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学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请进一个人来，你也可以派人出去，如果你都没这个条件，你还可以自己拿书本学，今天通讯那么发达，没有任何障碍。开发银行我们也不是不想引进韦杰夫这样的银行，工资太低，是我们不足以吸引他们。我们是政府的银行，我们的人士都是政府的，所以我们尽管是中国创造利润最高，也是世界上人均创造利润最高的银行之一，但是我们的工资是非常低的。引进不了，我们就自己学，主要是从我们的职员、行长开始主动的去学习，他是非常好学的人，他好学就给全行造成压力，每个人都学，一次回答不出两次回答不出，很尴尬，就形成了一个学习的风气。

　　第一，只要好的东西，不管是国内的、国外同行的，我们都拿来。刚刚韦杰夫说了，别人的发明权，叫做“拿来主义”。

　　第二，找不到拿来的东西，自己创造。

　　第三，建立自己内部的教育系统。请外边的人来给我们做培训。

　　第四，请一些咨询公司，各种各样的咨询公司，从做战略的、做财务的、做人力资源的、做IT的，请他们来给我们诊断，帮助我们提方案。

　　当然制约性非常非常大，在纯技术方面，比如说会计、财务，可能是有非常大的价值，但是如果上升到战略上这些东西，人力资源很多东西可能我们需要借他们的话来做事。

　　潘杰客：说到教育、说到人、说到人力资源的管理，特别巧，我昨天上网查最近王行长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演讲，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王行长在前不久北京大学的一个演讲上，有人提出在未来的几年，在非常不远的也就是非常靠近的将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出在中国，而且是出在中国的金融银行界。当时王行长在场，因为我的话不是现场的话，当时就给那个人泼了冷水，你的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我们在场的来宾和校友也想和你分享一下，你的考虑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答复？

　　王益：因为如果说得太近的时间，会有点问题的，当然如果说一个中期、一个远期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为什么说近期会有些困难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他研究的成果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经济学者研究，应该说我们还主要是解决过渡时期的这些问题，当然这个成就是巨大的，中国有很多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我只是说从诺贝尔奖的标准上来谈。所以过渡时期的很多问题，今天回答了，明天就不存在了，很难有一个一般的意义，比如说科斯提出教育费用的问题，很久很久都可以影响人的思维，因为概括了一般的规律。所以我相信中国整个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解决的问题，就不单单是有中国特殊性和过渡形特质的问题，而是会涉及不但是中国，而且涉及市场，不但是过渡时期，而且是市场经济一般的活动，到那个时候中国一定会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外，如果要获得，单纯地讲，说那么大的一个人口，那么落后的一个国家，获得那么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如果谁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邓小平。实际上他完全有资格，因为他改革的理论创造了一个奇迹，你会发现，实际上在中国很多复杂的经济理论是政治家提出来的，如果我有提名权我肯定提邓小平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潘杰客：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接下来还有几场，我们给下面的校友和来宾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切中要害，有问题我们就说问题，我们和台上的两位行长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互动，但是问题一定要特别的短，而且请两位行长回答也是特别简短的，因为时间有限。

　　提问：我先后做了四家国际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他们都是股份制的。前段荷兰的银行家杂志也写过一篇稿子，中间有很大的问题，国际上都讲收购兼并银行不是收购兼并这个银行的贷款，中资国有的商业银行过去没有这个概念，都是汇金公司注资。汇金公司下一步会不会进行国开行或者其他的行？

　　潘杰客：你的问题就是说外资企业、外资银行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银行进行注资的方向，是不是应该受到鼓励的方向还是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王益：我觉得这是现在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应该说是合理的，今后应该还会建立资本金长期的补充机制，保证资本金的来源，同时也保证中国的政府或者是中国人能够掌握至少是最重要的金融机构。

　　提问：因为现在十一五国家提出了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里面有一个政策，据说现在传的比较多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全国第一支产业基金在这个地方，可能开始运作了，请问银行家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对整个天津滨海新区和天津市可能会影响到津京区域的经济，大家是怎么看的？

　　王益：滨海新区已经列为和深圳、浦东一样列为重要的区域了，这个基金还没有亮相所以我不能很好的答复，如果有这个基金对滨海的基础设施产业会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因为基金可以解决资本运作。

　　潘杰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此结束。非常感谢国家开发银行王益行长、深圳发展银行韦杰夫行长到我们的论坛上来，和我们的校友、和我们的来宾互动和沟通他们的管理理念，今天谈论的主题就是金融的创新与人才，各位有各个方面的想法可以跟我们的行长待会儿保持沟通，也和我们哈佛的校友会沟通，谢谢各位校友，谢谢各位来宾，谢谢两位行长！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