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4日，北京哈佛校友会在京举办《第十届哈佛论坛》，搜狐网财经频道作为本次论坛的承办机构对论坛做全程跟踪报道和现场直播。以下是校友擂台：创新路径与体制保障。

　　袁岳：说到创新，创新和和谐社会和其他一样，我们很可能变成一个新词。所以在创新这个里面要体现两个，第一个是泛华创新。另外，我们把创新通常归于环境、制度和文化的时候，也是泛创新论，环境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在我看来王市长的主要观点和傅军教授的主要观点都是泛创新论。

　　第二，详细创新论。我们的创新就是技术创新，就是我们技术人员都搞新产品，这个听起来也没有错的，但是它通常是意味着绝对非常抵销的创新。我们国家很多人员搞了很多的创新，结果他创了很多东西出来结果没有用，卖不出去，市场不接受他。

　　经常我们讲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专利使用是15％，美国是75％，我们看到很多原因，转化的不好。更主要的是，当初玩的不对，我们做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满足他自己的兴趣，并不知道有没有用。我们说政府搞科研创业，和我们很多企业搞的创新，既不是泛创新论，也不是后者的详细创新，而且我们叫做中层创新模式，是一个管理模式，如果他不是可以说出来的，他是没有要素的，它是没法变成一个组织操作的，至少对我们今天推进的具体工作价值就有限。

　　当然作为一个管理模式是不是顶级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认为有这样三个要素：

　　第一，必须基于对于消费者需求的一个心概念开发。实际上这里面就说到了如何使得我们作为一个创新者，你的概念和需求者的概念平衡，如果你今天想出来这个东西完全是个人兴趣想出来的，今天我们看到前面坐的这些人，说实话，他们大部分的模式我认为太危险了，一般的人不适合学习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凭着脑子，是是是，是的结果很有可能，我们看到几个是成功的大部分人员是不成功的。我们那么大的科研人员体系，但是发现体制产出成效是非常低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从供需两个角度来说，作为供应方的发明者或者创新人，他们东西的依据是自己的头脑，当然少数的过程，天天到市场上去看，好在他脑子好使，其实他自己看，他看世界的方法和普通的消费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依然是一个高风险模式，所以第一个，我们创新的依据必须是一套来自于消费者需求的概念。

　　当然这个从什么地方来？真正的创新原因是因为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创新的需要。如果你的创新满足了消费者创新的需要你就成功了。当然消费者会不会有创新的需要？有的，他有两种创造需要，一种是主动性的需要，一种是被动性的需求。每个人都是很贪婪的，有一天物质财富极大封建、人们道德极大提高，今天的社会我们普通的生活比奴隶主都活得好。今天王市长说旧社会的东西我们今天都有，都有也不满足，你觉得还不够，再过一万年还觉得不够，不会感觉极大丰富。所以人的欲望增加速度是超过实际获得物质条件的速度的，当然我们从道德上来说不一定好，但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说产生了强烈的需要。

　　第二，当然被动式的需要。他受刺激，关键那些新技术、新信息，没有这些还可以新猜想、新预测，你老刺激人们，刺激之下产生了需要。所以只要这种需要存在，就老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们有两套生活方式，一套是日常的，吃喝拉撒睡，但是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个人同时有一套，所以事项的需求是主动产生的，要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人们在他的购买力区别的情况下或者努力的情况下，他就转移到理想的生活方式去，这就是一个动力。作为我们来说要非常知道他向什么方向去转移。当然我们要了解他们向什么方式转移的话，在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里面是有一套模糊的不清的梦一般的想法，没有一个消费者不能提供完成的需求的东西，每个消费者中间都隐藏着或多或少的那种东西的影子。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他做的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在他的目标消费群体的需求信息中间，首先要挖掘出这些信息来，然后进行选择，哪些东西是属于什么样的的，哪些东西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然后进行组合，严格来说你已经有一个产品概念，然后知道是哪些人对它产生兴趣的，然后进行开发。

　　当然不是所有的时候从消费者中间都能够找到足够这样的概念，有一些东西是显而易见的，消费者能够从中可以体验出来，特别是对于消费者已经或者较多的新的信息刺激的情况下，他能够把那个描述出来。但是有些情况下消费者是不太清楚的，像刚才傅先生说的，你要描述出某些东西，只有科学家、发明家，少数人能够描述出来的，所以它是根据精英们的洞察描述出来的东西，但是你把它描述出来以后你还是要放到消费的层面，所以不是真的做出来再选择，而是在被描述出来的时候选择。所以两种情况，对于相对显而易见的需要，人们能够表现出来的我们是可以从中间来提炼概念的。对于第二种情况下，只有精英能够理解的，当你放在那儿你觉得对啊，这个东西我也要啊。这是第二种类型，显而易见的，和这种比较黑的。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我们第一是提供了所谓的产品性概念，然后我们的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去把它转化成概念性产品。许多东西变成新的产品的时候，人们发现也不好，所以对概念性的产品进行测试，你才知道真正是不是适合于作为真正的产品。

　　大卫·尤费教授讲的，里面提到了很多可以横向组合的，比如我作为一个电脑，我可以把其他的东西整合到电脑里面。事实上他是消费者生活中的一种很常规的生活模式，消费者平时买手表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一样，只在手表中选择。买手表最重要的是和衣服相配，人们很重要的是，在消费者的头脑中产品是关联的，配是消费者选择产品的基本模式、常规的模式，专业是精英们臆想的模式。

　　第二，消费者在配的过程中希望简单的配，所以整合很重要。所以潜力是技术上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这种模式，所以本质是满足于消费者需求中存在的概念。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科技创新朝向精英化的、浪费化的、高投入低产出化的发展，还是朝向消费者主导的、用户主导的，有限投入，批量的回报方式。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和现在的企业，都不擅长先发现有价值的概念，大部分都擅长先整合出东西出来试试行不行，但是成本过高。像今天的汽车，汽车做一个车 模太贵了，最便宜的车模5、6千万，一个公司做几个车模都做不好就完蛋了。

　　第一，是消费的概念。第二，不同企业类别在创新中所具备的匹配作用，或者我们叫做产业互助作用。

　　总的来说，大公司是不可能实现重大创新的，它的原因我们不从企业本身来看，它的原因是因为市场特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实现重大创新。大公司面临的用户是有惰性的，TCL的用户如果买了TCL的电脑，如果马上又出了新的产品，他马上觉得我买的太不是时候了。大多数的用户是不赞同快速创新的，我刚刚花费了时间熟悉了产品，你又出新的产品，提高了我的熟悉成本。

　　消费者获得一个东西的时候，从他本身来说，较年轻的喜欢换新的东西，而年长的不愿意换新的东西。所以其实在消费者中间是存在着，如果你的市场够大的话，实际上他的消费群体是最落后的，市场规模越大的时候他是越落后的，这就构成了对你的产品重大的制约，人们希望买你的东西最好可以在你那里免费升级，不希望快速创新。

　　人们懂的东西、熟悉的东西也不希望创新，所以从那些东西来说他也是反对过于激进的创新模式。因此大的公司基本上是重大革新的反动分子。所以进听像我们中国创新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政府也准备了不少的钱，实际上这个方向本身是错误的。重大的革命者来源于中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小企业本身他在市场上不是既得利益者，他往往可以面对一些想买还没买想的消费者，尤其是不喜欢随众的群体。小企业，在美国他就是创新的主力，原因就在于他的消费群的特点，以及这些企业想创新的特点。

　　小企业的能力通常都是非常有限的，真正能够挑战到的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型企业，他们可能是在很多很多的小企业中间，他们创新了很多东西，然后被遴选、淘汰，他们获得一定的资本支持，从而他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挑战大企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有两个含义我们要重视：

　　第一，今天如果真正想在这个原创意义上说挑战其他国家技术体系的这样一个创新模式的话，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所给予的重视程度，要达到前所未有的。

　　第二，大公司要充分意识到自己今天的创新模式不是简单的自己去创新，非常重要是基于对于中小企业他们所提供的产业，他们实际上起了市场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中间获得，包括大公司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们知道世界上第三大的葡萄酒产业是嘉州，嘉州新的酒品主要来自于九种公司，都是小公司，小工作室、小实验室，大的葡萄酒公司是从那里面选择的。

　　今天我想如果重要的大中小企业，不能够在创新领域产生这样的互动模式，简单的看成各自为战的体制，中国关键是能够用于创新的资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就很难产生能够把有限的投入和资本进行高效组合的创新体系。

　　第三，自主创新中的非自主性问题。其实这点当然我们前面很多的人都已经提到了，所谓的拿来主义，就是创新中间非常重要的所谓自主创新，其实今天最容易的创新是新的组合方式，大卫·尤费也提到了。在组合模式中间，我们最主要的是成为副有创意的组合者，然后能找到在全球的范围内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源进行组合。

　　另外，要注意我们接触的通用性。苏联的技术发展今天最大的问题，苏联的技术落后最大的原因在于他跟西方的技术是不通用的。如果我们真正整合出一个系统，像印度的汽车工业，他们的发动机技术同样三年前也引进他们的技术，中国也引进了那个技术生产线，最后的结果是印度升级之后的可以用在西方的生产上，中国不行。问题是什么？通用性决定了你的市场规模，包括决定了你的市场价值。如果我们真正相当于封闭创新的话，这是你创出来的，第一，你很难连接人家的资源，第二，你很容易被市场淘汰。

　　我们最重要的，如何落实创新在可操作的层面，对企业来说是说在我现有的体系中间改革什么、增加什么、整合什么，包括如何建立我们在创新这个体系中的联盟。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