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一句话,在中国非常有影响:“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见《论语·季氏》)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奉这句话为认识上的“真理”和行为中的“准则”,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
几千年中外历史证明,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有比较大的偏差。 道理在“不均”确实应该“患”,偏差在“寡”而“不患”。换句话说,不重视因为寡而产生的不均现象。
改革到今天,在人们(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于效率问题和公平问题,又一次进行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患寡”还是“患不均”之间,或者更准确说,是在患寡优先、兼顾患不均,还是患不均优先、兼顾患寡之间,斟酌取舍。
患寡、效率、公平的异同
患不均问题和公平问题之间,可以直接划上等号;但患寡问题和效率问题之间,却并不能直接划等号(一些人以为可以划等号)。经济学讲效率,有多种涵义,其中主要有两个,一是微观意义的投入产出比例之高低,二是宏观意义的社会总福利之大小。
看上去,前者是一个比例数,后者是一个绝对数,两者差别很大。但实际上,后者也是一个比例数,因为它隐含着“社会总成本既定”这样一个条件。所以,不管是在什么涵义下使用“效率”这个概念,它的本质都是指投入产出比例。
明白了效率的本质规定,我们就可以知道:
第一,多寡和效率之间,有很大相关性,但并不是一回事;
第二,效率与公平,不只是对立的关系。通常认为效率和公平之间,只是一种反向的替代关系,追求效率以牺牲公平为代价,追求公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其实不然,两者之间,也存在一种正向的互补关系,追求效率会促进公平(财富充分涌流,社会按需分配),追求公平会促进效率(反过来的表现就是,极端不公平的状况下,效率也会低下)。
“患寡”还是“患不均”?
第三,效率与公平,不是并行的关系。当以公平作为追求目标时(可以是一个小单位的目标,也可以是整个社会的目标),我们依然可以问、也应该问,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成本是什么(一个典型的效率问题)?
社会财富量有多与寡之分,社会财富分配则有均与不均之分,两者一起,可以有四种组合:一为多与均;二为多与不均;三为寡与均;四为寡与不均。
先撇开多、寡、均、不均的精确的学术定义和计量刻度,就大家一般接受的通常语意,毫无疑问,第一种组合肯定是最好,第四种组合肯定是最不好的。
应该承认的是,就总体而言,中国几千年一直都处在第四种组合的状态。在向第一种组合转换的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事实已经证明,同时间同程度并行不悖地解决寡和不均的问题,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因此,是先偏重解决寡的问题(取第二种组合),还是先偏重解决不均的问题(取第三种组合),就构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政策路径。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患不均”优先的思想代表,而且这种思想成为中国几千年的主流价值判断标准和政策路径走向。
经济学家认可的幸福公式是:幸福度=效用/欲望。
中国路径“不患寡”,最高境界就是无欲。无欲也就是使上述公式中的分母为零,也就无寡可患。次高境界就是知足。知足也就是使上述公式中的分母尽可能小,也就小寡不必患。
“患不均”成为了“不患寡”的工具和手段。因为当人们的差别较小时,人们的欲望也会较小。
寡与不均并非对立
在孔子的思想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实际操作中,“患寡”与“患不均”,一直是对立的。将两者对立,“患不均”的重点就会放在“患多者之多”(劫富济贫),以减少“多者之多”来达到解决“不均”的问题。
正确的想法和做法应该是,两者并不对立,“患不均”的重点放在“患寡者之寡”(劫富济贫),以增加“寡者之寡”来达到解决“不均”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患不均”优先的战略,得到的结果,没有解决寡的问题(想一想二十四史中多处可见的“人相食”,想一想今天我们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没有解决不均的问题(近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实是实行“患寡”优先战略的成就)。
一个社会有不均的问题,根源在寡!因为寡,特别是寡者之寡,不均才成为严重的问题。
一些经济学研究(包括笔者正在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结果表明,人们的幸福度和财富量之间,相关系数小到可以不予考虑的地步(0.0039);财富量差距的基尼系数很大(0.47),但幸福度差距的基尼系数却很小(0.06)。比如说,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比起比尔·盖茨,不知道要差多少倍,但其自我感受的幸福度,也许并不比盖茨低。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掌握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应该是社会的绝大多数(最好是全体)成员,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在没有解决温饱之前,较大的(更可怕是越来越大的)基尼系数(不均),就是引爆社会动荡的不定时炸弹。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但如果一直死守孔子的这个教条,大家就只能一直寡并且不均下去,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