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特别关注发生在哈医大二院的“天价医疗费”事件。这种事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我阅读时关注的是这类报道所披露的细节。我找来12月5日的《新华每日电讯》报，仔细阅读了新华社记者采访主治医生王雪原的全文。并不完全如某些人说的那样，王医生之所以敢于站出来揭内幕，是因为他乃博士生，像清华教授陈丹青一样底气特别足。应当说，有这么点因素，他是有自信的，直言“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社会，人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即使医务界视我为‘叛徒’，最后当不成医生，凭我的学识和技术，我相信自己谋生不成问题。”但他毕竟“博士”还带“生”，名声地位没法跟陈丹青比；而且行医根本不能与画画相提并论，作画完全是个人创作、技术不需要现代设备作支撑，同行也难以打击报复。

　　之所以站出来讲话，一方面是良心不容许他干“谋财害命”的失德之事。他一再对记者说：“无论是500万元，还是5万元，都是救命钱。”“这不仅是过度治疗，而且是挪用患者的救命钱，与谋财害命没有区别”，“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做人的底线问题。”

　　另一方面，是他对医疗体制特别是医院的管理机制有切肤之痛。这个切肤之痛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个人收入高低问题。他当然知道我国医务工作者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没法跟国外同行比，由于“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但他跟他的同行们都明白我们的国情，知道“目前，在我国实行高薪养廉还不现实”。他煎心蚀骨难以忍受的是屈辱和无奈。这种屈辱和无奈，根源就在于他引用“目前医务界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所描述的权力结构、医院管理模式和人际关系的“两化”：“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

　　他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以及他在“天价医疗费”事件中出演的傀儡角色，就是对医院这种现状的注脚。不谈医院及其主管部门，就在他们那样一个小小的科室单位，“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这样的科主任可不就是他(她)那几十平方米地盘上掌握“子民”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吗？正是因为如此，王雪原说：“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发生过丢失事件，患者家属也反映过此事。就这两方面问题，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正是因为科主任拥有这种帝王般的说一不二的权力，王雪原说：“有时认为某些药品不应该用或者不需要用那么多，但主任让用。”他“不敢不执行”。在患者家属提出疑问后，于主任又让大家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进行大量修改；王雪原不理会她，于主任便说他的记录不合格，予以撤掉逼他“不重写也得重写”。

　　对于普通员工的“奴隶化”，王雪原也举了一个例证：“我们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医生打车到学校接出来，亲自送到门诊看病，就像家仆一样。”

　　难道就没有对领导干部的民主考评吗？有自然也是有的，但那种考评的程序设计就没打算动真格：“到了年终院里考核，科里的成绩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劳。民主评议时，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给其画‘优秀’，谁敢不画呀！”所以，王雪原说：“(对于医院来讲)这种(管理)机制必然要出大问题；(对于个人来讲)，没有民主、公平的机制来评价你，你会觉得活得很压抑！”

　　对于后一点，我注意到，受访时他可以说是“一唱三叹”、“三致其意”。开头他就讲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中间他说：“我是硕士毕业，当医生4年了，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实际上，如果这样一个环境每天带来的是一种痛苦、矛盾、屈辱，让我无法忍受的话，这个职业再有多少人向往，回报再丰厚，也只能算是谋生手段，而非事业”；接后他又呼吁：“就算整个大的医疗体制(比如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比例、医药分家等--作者注)不改变，我认为在医院这个小环境里，认真汲取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惨痛教训，加强医院监督，特别是对科室领导的监管，才能让一些人有所收敛，才能使老百姓从中受益。”

　　且不论王雪原讲的“大的医疗体制”与“医院这个小环境”有什么联系，他倍感痛心的医院里的这种个人专断的权力结构、没民主参与的管理模式和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确是令一个有尊严感的现代公民难以忍受的。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