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汉青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按照既定计划，12月7日国家物资储备局（简称国储）以公开竞价方式再次销售2万吨国家储备铜。这已是一个月来国储第四次公开抛铜，而且始终保持着一星期一次的高密度频率。国储物资调节中心负责人王会民表示，“国储抛铜的数量将远远超出市场想象。”

　　国储和国际基金的博弈正在进入白热化。不少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储作为国家行政机构，在此次与国际基金的对决中态度异常坚决，首次将最终目标锁定为获得铜价的世界定价权。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铜、铁矿石、大豆等原材料的第一大进口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中国政府正在努力争取与进口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国储“抛铜+政策”双手打压铜价

　　中国资金前仆后继地前往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做空，给国际基金大鳄们提供了丰盛的“晚餐”。

　　根据市场预测，作为国储物资调节中心交易员的刘其兵开出了总量为20万吨的巨量期铜空单，建仓成本大致在3500美元/吨左右，而目前LME三月铜已经涨至4400美元/吨附近，其空单的浮亏已经接近2亿美元，堪比中航油事件5.5亿美元、中储棉事件5亿元人民币的巨亏数量。

　　格林期货高级分析师李冬梅告诉记者，国储铜事件和中航油与中储棉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2004年中航油在初尝期货投机甜头之后，夜郎自大惘自看空油价，最终导致了5.5亿美元的巨亏，其根本是把套保作成了投机，最终的结果是宣布破产重组。2005年初又爆出中储棉因一味看高棉价，进口20万吨棉花，后因棉价跌落而亏损至少5亿元人民币，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行情的判断失误。

　　李冬梅说，国储铜与后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中航油和中储棉事件更多的是企业个体的行为，在事件发生后虽然最终都是国家买单，但其处理的过程还见不到太多政府的干预身影。而在国储铜事件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的调控之手，政府的作用正在显得愈来愈突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李扬认为，国储连续抛铜意在平抑持续在高位徘徊的铜价，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市场的供需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对铜产业的宏观调控。

　　事实上，在2005年10月底，国储铜事件暴光之前，国家发改委便点名警示铜冶炼行业盲目发展，11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签发了《关于制止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包括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和环保总局五部委历数近几年来铜冶炼行业的重大问题，认为必须对该行业进行整顿。11月16日起国储又在国内现货市场上高调抛铜，至12月7日止前后抛铜四次共计８万吨。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预计，国储售铜的数量可能会超过30万吨。

　　与此同时，上海期货交易所期铜交割库与韩国釜山LME期铜交割库的期铜库存陡增，市场猜测是国储对实盘交割进行的准备。另外，市场还传言国储正在申请几万吨铜的出口额度。一时间，铜货市场中充满了以政府为背景的种种手段和方法，都在力图打压高不可攀的铜价。

　　两方面入手掌控主动权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表示，国储抛铜是件好事，我们要借此争夺铜的定价权。他认为，中国是铜最大的进口国，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定价权。铜价的高企正令中国经济遭受损失。

　　“从世界经验来看，政府出面干预价格的非理性行动是种常规做法。今年美国遭遇两次飓风袭击，第一次导致油价大涨，但第二次飓风后，美国动用石油储备并携手其他国家和组织一起打压油价，将油价控制在60美元以下。”胡俞越说，国储抛铜也许会有异曲同工之效。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铜进口国，高铜价使中国铜贸易逆差剧增。根据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各类铜产品进口额高达127亿美元，逆差105多亿美元；仅2005年1月至9月进口额就达到120亿美元，逆差103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逆差的总额，我国已经成为高铜价的最大受害者。

　　要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掌握定价权。根据李冬梅的分析，当前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主要分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例如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合约、NYMEX（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的石油合约，以及LME（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合约。而对于尚无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大宗商品而言，其价格基本上由市场上的主要卖方和主要买方每年谈判达成。如铁矿石的亚洲基准价格每年由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和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在4月1日前谈判后达成。

　　显然，要想获得定价主动权，就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积极参与现货市场的谈判，另一个重要途径便是积极参与期货市场。事实上，在今年初的铁矿石大涨71％的定价风波中，中国最终以被迫接受日本谈判的基准价落败收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钢铁企业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

　　专家指出，此次以国储为先锋的政府出面，应该是解决定价权之争的明智选择，因为目前依赖过度发展的铜行业统一出击还不现实。国外对冲基金的本意不是接到巨量的铜实货，而是要攫取巨额差价利润，但国储此次态度坚决，铁了心要进行实盘交割，这也使得LME三月铜在11月22日一度暴跌了105美元/吨。

　　有分析认为，国储的铜储备是在相当低廉的价格买入的，国储曾声称拥有高达130万吨的储备，进行交割完全承担得起。而接手近20万吨铜实盘的多头阵营，最终也会多翻空而选择出手这些实货，到时候铜的价格还会有所回落，国储完全有机会再度低价吸入。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储将会是最后的赢家。

　　国际各大金融机构纷纷预测2006年铜价将回落至2500美元/吨附近，且在今年10月底的LME年会中对于铜价回落也达成了共识。据此专家认为，国储选择此刻“挑起”战端，是抱着必胜之心的。

　　变“中国因素”为“中国力量”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发展，对各种原材料的消耗十分巨大，目前已成为铜、大豆、铁矿石的第一大进口国，原油的第二大进口国。“中国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但在定价权中的分量还小得可怜。”李冬梅如此认为。她说，此次有政府背景的国储利用储备铜，通过期货市场来调控现货市场的价格，这是利用上海铜期货市场来掌握定价权的“积极”信号。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最近指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经常会遇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人要买什么什么就贵，要卖什么什么就会便宜”。我国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国际商品市场上大的买家，但不是大的赢家”。

　　在国际基本原材料市场上，“中国因素”频频成为国际炒家抬高商品价格的借口。胡俞越向记者解释，所谓“中国因素”，也叫“中国现象”，指的是中国需求拉动原材料价格上涨。“在这个现象中，国际基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人一买就涨，逼着你高买低卖。原油、大豆、铜无不如此。我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约40％、铜和大豆的依存度也在40％左右。因为高买低卖，我国的相关行业损失惨重。”

　　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因价格上涨，我国为进口的石油多支付了上百亿美元，为进口大豆多支付了15亿美元；2005年初的铁矿石涨价使得我国较上年度要多支付34亿美元。如何应对国际市场利用“中国因素”炒高铜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一项亟待攻破的难题。

　　“中国因素”导致的进口溢价已经逐渐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重视，国务院领导曾就此类事件做过专门批示，要求发改委组织人员进行探讨，化“中国因素”为“中国力量”。

　　以国储为前锋的政府大军此战，显然是欲以铜作为先例，逐步扩大中国在国际商品定价权中的影响力。而一旦这次事件的最终结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证明我国是完全有能力争取到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定价权，那么这一做法将会很快延伸到大豆、原油等其他诸多的品种领域。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