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即将于12月13日—18日在中国香港举行，预计整整一周时间的大部分，将花在平衡农业方面的纷争尤其是棉花贸易上。

　　实际上，近期国际会议一直被这个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在比利时，11月底，由最不发达经济体组成的G90集团会议最关注的议题就是发达国家的棉花出口补贴，在几天前的日内瓦，WTO全体理事会会议时也面对同样的困局：以巴西和印度为代表的20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强调，只有在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的前提下，它们才会讨论进一步开放工业产品和服务贸易市场。在上周末的伦敦，七大工业国(G7)财长会议，也特地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财政部长参加对话会，呼吁美国及欧盟消除各项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

　　影响全局的直接焦点是，发展中国家激烈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尤其是棉花实行高额出口补贴的政策。在这方面，能否达成有实质内容的“香港宣言”将对摇摇欲坠的多哈回合谈判带来深远影响。

　　一个经常使人困惑的问题是：在发达国家，农业部门通常并不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它们不顾国际压力，长期执著于农业补贴呢？这个问题对理解当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

　　首先被想到的答案或许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在农业部门，所以才需要对其特别照顾。可是，了解现代农业的人都知道，现今的农业生产早已不是“刀耕火种”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反而成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即便没有补贴，发达国家的农场主也不会在国际市场上吃亏。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都是农业强国。

　　另一视角的理解是在于国际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虽然农业补贴政策的鼓吹者总是声称，补贴是对整个国家有利的，但是观察一下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机制就可以看到，常常并没有所谓的国家福利，只有个人的欲望和集团的利益。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国际贸易政策其实还是一种收入分配政策，在影响国家之间福利的同时，还会对本国各阶层的利益产生不同的影响。

　　首先应该注意到，出口补贴会抬高国内农产品的价格，这会对不同利益群体造成正反不同的影响。因为，国内价格不上升，农场主就会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在国内销售。所以，农业生产部门将是补贴政策的最大赢家。另一方面，政府必须用国家税收支付这笔补贴，并最终由纳税人“埋单”；另外，广大消费者还需要忍受农产品价格上升之苦。

　　然而，发达国家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政府的一个考虑可能是在衡量补贴政策的成本收益时，给了农业生产者一个更大的权重。虽然补贴总体上会带来损失，但由于政府把农业部门的利益看得更重，所以经过加权之后的总福利仍然可能是正的。这就解释了农业补贴政策的实行。

　　进一步看，发达国家通常更加看重农业部门的利益，可以从集体行动的逻辑上得到有力的解释。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奥尔森曾指出，虽然有些个人或企业有共同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影响政策的行动或者说集体行动，虽然对一个集团是有益的，但它并不一定对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利。结论是，只有集团较小或者组织得较好时，该集团才会在政治上采取有力的行动。

　　具体到农产品补贴上，虽然消费者的损失远远大于生产者的得益，但消费者的损失平均起来每人每年不超过几美元，因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件事。特别是大部分农产品是作为其他食品中的一部分被购买而不是直接出售。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美国公民知道美国实行农产品出口补贴，并确实使他们的生活费用提高。相反，农场主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配额对他们的影响。对任何一个农场主来说，补贴可能就是意味着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收益。而且，农业生产者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他们有能力团结起来进行集体行动，游说国会议员，作出政治贡献。

　　了解到上述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之后，显然增加了我们对下周“香港会议”甚至全球贸易发展的担忧。不过，观察到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上的“顽固”，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机制确实在起作用。但从全社会角度，补贴绝对不会增加发达国家的整体福利；而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受害者，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补贴就更是损人不利己了。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