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尼塔·格雷丁：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之前来过中国，过去10年是瑞典追求普遍福利值国家的10年，使得使我们实现分配合理、消灭贫穷、给予男女平等方面有了进展。

　　这些政策实施依赖于财政，我们的财政体制有一系列固定的原则，财政体制在收入较好和收入较差的人们之间实行再分配，再分配再传递给经济增长。

　　人们之间的差异是代价昂贵的、非生产性、效率低下的。如果将大的社会群体置之不顾，就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冲突并打击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保障有利于人们创新，敢于承担责任，接受挑战。

　　适合的预定计划，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社会保险、劳动立法等会有利于经济增长。

　　这就是瑞典模式，一旦模式受阻，政府马上会面临麻烦。价值可以常变化，但用于达到目标的手段则不然，没有经济增长，瑞典模式也会瓦解。

　　瑞典是一个开放的小国。实行以贸易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只有当福利体制被设计成为刺激工作和经济增长的时候，平等才是生产力。

　　我相信瑞典模式是经济良好发展的重要经济因素。

　　让我举例说明：

　　学前教育的公共部门投资不仅会给儿童生活的一个良好的起点，而且还会使得儿童父母可以减少抚养压力而出来工作。

　　9/10的瑞典儿童接受政府资助的儿童保健，这使得瑞典获得世界最高的妇女就业率。

　　这同样对经济增长也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地方。

　　我想作为社会投资的公共部门对教育的投资不仅使得企业有可能雇佣高素质的员工，同时也可扩大市场经济。

　　近十年来我们在瑞典的大学和学院里创造了大概100000个就业机会，瑞典学生不用负担学费，他们享受了慷慨的贷款。我们目标是让一半的年轻人获得高等教育。

　　我们现在加大基础教育质量方面的投资。未来受益不浅。

　　公共部门对研究的投资是现代政策传统知识的标志之一，他可以使得企业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

　　瑞典是世界上对研究投入达到GDP的4％的国家之一。

　　我们想确保科学研究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公共部门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投入是平衡失业者同其他人一样参与竞争，获得新就业的途径。

　　瑞典政府现在正在劳动力政策投入额外的资源。失业者越是获得更好培训，雇主就更容易招到素质高的员工。

　　这是降低通货膨胀的前提。

　　公共部门在社会保障体制的投入，例如对失业或生病较好的补偿，是人们在遭受变动时感到保障的一种途径。

　　为了保障和发展社会安全网，瑞典政府目前正朝两个目标前进：

　　第一，通过积极减少失业率、采取降低职业病等措施，保障更多的人们可以获得足以生活的薪水。

　　第二、我们希望提高生病员工的赔偿额度，这样，更多的人们可以获得包含收入损失的赔偿。

　　有人声称采取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真正需要的是社会的更少承诺。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如果人们视明天为威胁，他们将来会掉头的。

　　福利就是生产力。

　　如果人们感觉没有保障，那么他们不会做一些长期的工作，例如换工作、创立自己企业或生小孩等。而且，公共福利并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完全免费的，无论是采取那种福利模式，都不可能有免费的社会权利。

　　福利体制的模式不大相同。一些模式主要建立在收费的基础上，一旦人们根据他们能力来获取社会利益，这些模式有很强的社会效果。

　　其他一些模式包含与雇主相关的主要保险事项。

　　这意味着那些劳动力市场体制以外的人们不被包括在内。

　　瑞典模式主要由纳税人来资助。这一决定是非常坚定的。

　　税收支持的福利体制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利益应该被视为社会权力的理念上的。应该根据需要而不是能力来分配社会利益，而且社会利益应该属于社会所有人，而不是部分人。

　　如果，我们以其他金融手段来代替税收，我们最终将会看到福利模式的特征改变，成为一个没有进取心的福利模式。

　　税收资助模式和其他模式的关键区别在于税收的再分配的效果。

　　我们所付的税款与我们个人享受的福利待遇无关，税收资助的福利体制导致不同人口群体的再分配。

　　在瑞典，我们对税收比值进行系列改革，但未降低维持福利体制所需的总税收收入。

　　例如，去年年底，取消了遗产与赠与税，我们同时对所得税和富人税进行一定的调整。

　　对有效福利模式的最大威胁应是弱的公共金融。这可能导致以贷款为基础的公共部门资助行为陷入赤字。

　　当税收收入的增长部分被用来偿付贷款利息时，福利的质量就会受到影响，对福利的公共支持于是会降低。

　　这可能会导致大量降低税收以蜷曲个人福利解决办法。

　　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富人们厌恶福利政策。福利体制的发展使得富人们将明显遭受更多损失。

　　由于这个原因，经济的回升不可能和经济衰退时期维持一定程度的支出。

　　我们必须纳税，以保证有进取的福利政策的需要，因为这个原因，争取高就业率就必须放在优先位置。

　　鉴于北半球国家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瑞典模式尤其是对民主发展感兴趣。

　　瑞典人口有着世界最多的老年人比例，衰退的工龄人口支持增长着的老年人们。

　　事实上，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人们达到更高年纪是件乐观的事，我们的老年人相对更健康和受到良好教育。老年人不应是累赘，应该是一种重要资源。

　　对瑞典来说，即将来临的经济好转将是老年化人口的如何具有生产力的第一个测试。

　　在瑞典，我们有着健全的养老金体制，我们有全面的老年人保健制度。但是，我们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去工作。

　　完成就业率曾是瑞典社会民主的关键目标之一，我们的目标是将失业率控制在4％以下，以及80％的适龄人们有工作。瑞典有工作人口的总人口中比例比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高，这是因为，许多妇女都可以工作。

　　但是人们还是有许多适龄人们没有工作，尽管他们想工作。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和移民失业者。许多是病假或前提退休。现在瑞典退休年龄实际上是低于65岁的。

　　如今在瑞典我们在法律上有权利工作到67岁，而事实上有很多人只要还有机会工作，就会把他们退休的年龄向后推。这些维持退休年龄的劳动力其实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他们比没有工作经验的劳动者要更高效。如果我们鼓励瑞典的国民尽可能长时间的工作——一直工作到65岁，那么瑞典就可以把它的工作力数量提高近10个百分点。

　　根据人口统计学所提供的数据，我们需要对瑞典的主要的养老金体系进行改革。养老金体系是一个福利国家福利体系的中心环节，瑞典的每一个国民在他（她）退休之后都会得到养老金的保障。养老金体系为老年人提供了生活保障和尊严。新的养老金体系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则：首先，养老金系统必须保证财政上的稳定；其次，在养老金领受人与养老金分发机构之间必须建立畅通透明的渠道，一定要保证养老金真正发放到领受人手中。第三，养老金体系必须保障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即便是一个没有为养老金体系做过贡献的人，在其年老的时候也应该受到养老金体系的保障。

　　基于以上的三点原因，瑞典的养老金系统进行了改革，在这个体系之中又增添了一些基金。根据这个方案，养老金中的15％来自于个人的信用帐户。自己个人选择一个基金管理机构并选取一种基金——高风险、中等风险、低风险。这个系数是个人和公共机构共同协作的例子，并且不断的增加养老金储备。

　　瑞典的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吸引了国际的广泛关注，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对各个国家的财政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欧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都投入到养老金体系中。

　　我们仍然要关注年轻人的成长环境。瑞典政府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致力于改善人们的工作环境、学习环境以及家庭生活环境。在欧洲出生率的下降可能与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有直接的关系，和男性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选择成立家庭之前，选择追求更好的教育。例如，夫妇双方都受过大学教育的家庭有一半都没有孩子。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出生率都很低。在瑞典，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建立一个高质量的育婴服务体系，而且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的起。另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瑞典这样提供这么长时间这么普遍的育婴福利－母亲有两个月的假期，父亲有两个月的假期，另外还有九个月的假期给夫妇，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使用。而且，夫妇双方还有权享受三隔越的最低薪酬假期。我们认为这种政策是成功的，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改善有育婴负担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最重要的是，这个政策给年轻的夫妇树立了信心，使他们可以放心的养育孩子。

　　瑞典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女性在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简直跟男性的比例是一样高的，政府给予女性最大的尊重。在接受本科教育当中女性比男性还要多，随着这些数据的不断增高，女性在加强和照顾孩子上也分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男女现在也不是绝对的平等，女人的工作环境并不是男人那么好，而且她们的薪水也没有男性高。女性很难晋升到最高的职位，尤其在私营企业中。妇女在照顾家庭当中还存在更大的责任，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对女性仍然存在着一些看法。

　　另一个挑战就是要为公共部门增添新的血液。在大多数国家，女性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校、医疗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等部门，而这些公共部门的薪酬要比私营企业的低，今天这个问题在未来会显得更多，如果年轻一代感觉公共部门给他们提供的福利不像私人企业那么好，比如说公共卫生部门、公共服务部门，他们就会离开公共部门到私营企业工作，如果公共部门不能留住这些工作人员，服务质量就会下降，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医疗权利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质量也会下降。因此我们就要增加公共部门的工作环境并加以改善，使得工作人员有一种具有安全感的全职的工作环境，而且要给他们一种现代感，一种前途感。这样就不需要让在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生活而兼几份职。

　　在一个新的社会里，我们是全球化，国界线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就需要接不断借鉴外国的经验。谢谢。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