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本报一篇专题文章引发的关于银行改革路径选择的争论,已在经济、金融界激起持续反响。情绪化的言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银行是现代金融的枢纽机构。在经济转型的中国,银行的市场化、现代化之路怎么走,有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多的含义。本报今天就此发表第三篇文章,由社科院金融所刘煜辉先生从价值评估角度,解析这个值得探讨的重大话题。

    我们绝对不否认外资进入能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先进管理文化的可能。然而,在银行改革引入外资问题上,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外资蜂拥抢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最看中的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回答,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什么最具有价值,我个人认为央行原研究员陆磊的三重价值判断是比较中肯的。

    其一是垄断价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内市场上属于大型机构,在批发和零售市场上均具有一定的垄断定价权,能够获得超乎竞争的潜在利润,这意味着只要在体制上有所更新,其企业价值将是超乎想象的。

    其二是特许权价值。这里并非专指银行牌照价值,因为所有机构均持有牌照,而是特指建设银行在大型项目上的优势、中国银行在外汇业务上的优势和交通银行在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优势。这些优势意味着中国的"核心价值"------快速经济增长的逻辑推论是固定资产投资可望在今后十年左右保持旺盛(如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在30%左右,而GDP增长10%左右),建行的优势不言而喻；持续的对外开放的逻辑推论是进出口和外资直接投资所衍生的外汇业务需求在今后十年左右保持旺盛,中行的优势不言而喻；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核心地带是中国的东南财富之区,而立足上海、集中长三角、辐射全国的交行优势不言而喻。这种格局是历史上的专业银行制度造成的,因此,上述银行具备的不仅仅是"历史包袱",也继承了相当可观的"历史遗产"。这是外资趋之若鹜的一大原因。

    其三是国家价值。直接维系中国金融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重责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外资构成了强大的投入--产出激励,至少参股上述机构是安全的,更何况前两种价值还能实现垄断或特许权利润呢?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个人的浅见。四大行的客户资源信息,特别是高端客户的资源信息,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什么驱使国际大投行和金融控股公司对国有银行青睐有加呢?对于全球掌管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公司来说,10亿美元简直是九牛之一毛,只要掌握了高端客户资源,2007年一旦全面开禁,随便几单业务,其收益就远远不止这个数。一孔窥豹,外资心思似乎远在银行之外。

    总之,我们不得不承认外资参股四大行是一笔"风险极小、收益极大"的买卖。就连主事者在解说所谓中行的保护性条款时,也声称这一条款触发的可能性极小。(注:苏格兰皇家银行、淡马锡作为投资者购买中行股份时,协议中包含了"一系列保证和保护"安排:"如果发生某些意外情况,中行需向外方投资人作出赔偿",这种保护性条款一经披露即招致市场诟病,认为其显然违背了市场公平公正规则,侵害了原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以上种种都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无论是谁,选择作为财务投资人,而非战略投资人的角色,无疑是更为划算的定位。

    为何交易价格会出现争议?

    国有银行几年前没人问津,而现在成了香饽饽?是不是这几年中,我们的国有银行真的发生了质的变化,发生"化学变化"了呢。我想有两点变化是值得关注的。

    一是政府首先为制度成本买了单。政府动用了大量的真金白银,进行财务重组。从1998年至今,一次又一次地剥离、注资,包括税负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目前,建行、中行和交行至少从不良率和资本充足率上看,与国际水平的好银行相当接近了。二是价格上的吸引力,物美价廉。如果不承认政府之前为此付出的代价,那么人们对交易价格的质疑自然就成为必然。我想这就是所谓"贱卖论"甚嚣尘上的逻辑根源。

    谁都知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即便改制后,四大行也不可能完完全全成为简单纯粹的商业性机构,因为它承载着太多的国家利益在其中。现在如此,将来或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如此,而且在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下尤为如此。一个这么大的事情必须要有一套完备的决策机制。

    如果采取封闭式的一对一谈判的操作模式,既把国内竞争者排斥在外,又把其它境外投资者排斥在外,使得与外资的入股谈判缺乏足够的竞争性,为境外战略投资者保留了巨大的博弈空间,甚至使定价也缺乏竞争性,那当然容易导致争议。从2005年上市银行的市盈率、市净率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估值大体在全球多数大银行的价格区间,但如果考虑基本面因素,如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税负水平降低、国家信用的隐含担保、银行的网络、品牌和在中国市场的信用认同度等因素,则目前的估值区间难免引发被低估的争议。

    为此,要保证社会公众对金融改革的知情权,重大的银行改革决策应事先提交全国人大有关委员会讨论、听证(并建立国家审计署对银行改革中资产评估、资产处置、定价等操作方面的审计监督机制),将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各种详细数据、搜集方式和程序及时公开,使之接受社会的监督。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简单地将审慎评估银行改革的方式与成效,指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杞人忧天行为,甚至扣上"反对改革开放"和"利益集团"的大帽子。反思改革的成败得失和方法不等于反对改革本身。作为公产改革这样一件大事情,出现争议是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

    中国银行业改革重心在哪?

    近来围绕国有银行是否"贱卖"和外资入股是否危及国家金融安全问题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其实"贱卖"与否并不是问题的本质。穿越论争的尘嚣,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中国银行业到底应该如何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核心在哪里?我个人认为这是个方向性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理清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质。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本质上是体制和制度性风险,其核心表现是:政府干预的介入面和程度没有随经济发展而相应缩小和弱化,长期实行政府主导的集中型金融制度以及政府在转轨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缺乏市场定价和风险分散机制,从而导致金融系统运行的低效率,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积聚。

    我们看到,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政府尽管从一开始就强调"减政放权"、 "转变政府职能",但实际上在很长时期内,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是在不断增加。尽管计划经济已离我们而去,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各级政府并没有放弃对资源配置的支配力。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拨改贷"中,政府把固定资产投资的任务从财政交给了银行,但却没有放弃对这个投资的支配力,资源配置的权力仍在政府,各级政府实际上对银行信贷发放有很大的影响力。

    "十五"计划时期各级政府掌握了一项新的重要资源------土地批租权力。现行体制中的GDP考核以及辖内公众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地方政府在竞争中不断强化资源的支配权。政府官员对不同企业给予不同的安排。结果往往是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大型企业很容易用较低的价格取得土地,而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政府应有的支持。

    故此,银行改革的重点首先是转变政府职能,而不仅仅是银行本身。因为中国的银行是政府一手塑造的,而不是商人和市场竞争发展的结果。政府职能不转变、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不转变,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环境不确立(当下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本身就有违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则,是行政经济思维的延伸,本质上讲外资也是私人资本),银行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换句话说,银行业的改革是无法脱离现有的体制环境而进行空中楼阁似的改造的。只有在政府职能改革到位的情况下,银行改革才可能实质性地推进。

    现代银行业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大,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大。银行业的高风险,决定了银行业的发展对外部制度环境的高度依赖性。一个健康、高效运行的银行业,一定需要一个完善有效的外部体制环境。外资引入也许能起一定作用,但绝不可能是主导性作用,体制不革新,所谓战略投资者最终也会蜕变为财务投资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依然是"物理变化",而永远成不了"化学变化"。那么,切实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否需要突破现有的注资与股份制改革的思维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银行业改革的紧迫性与制度建设的长期性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WTO的有关协议,中国银行业即将全面对外开放,中国的银行业改革要快,要与时间赛跑。但是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健全尚需时日,制度能很快完善的奢望是不现实的,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制度转型。

    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这两者并不构成逻辑关系。WTO承诺书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时间表不是一个概念。任何事情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要科学论证和实施,方能保证改革的效果,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总的战略目标是要建立健全、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引进外资、上市和股份制改造都只是手段。拔苗助长或因噎废食都有可能导致改革无疾而终。

    内生自发的银行改革路径国际上没有成功典范吗?

    谈到国际比较,首先要谈可比性。小国经济或特殊经济区域的国际证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即便是它百分之百的外资化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比如匈牙利、波兰因要急于加入欧盟而加快金融开放,外资控制率甚至高达80％以上)。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有较强的借鉴意义,那就是印度、阿根廷。

    印度的国有银行体系改革

    印度的情况与中国很相近:国有银行的信用垄断地位、银行利率的管制、采用优先贷款的信贷干预措施、中央银行资金运用财政化等等。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长期处于抑制状态的银行业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甚至阻碍了经济转型的顺利完成。1991年印度政府决定进行银行业改革。最终采取了包括降低准备金等措施在内的多项建议,逐步弱化了金融抑制政策,并尽力消除其在银行业内的不良影响。

    纵观印度的银行业改革,主导思路是弱化金融压抑、打破金融垄断,发展私人银行,培育良好、公平公正的金融竞争的环境。总而言之,重点是体制改革、改革政府垄断的金融体制。

    在印度,外资引入不是主要的,当然随着体制改革推进,1990年代后期印度对外资管制有一定放松,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严格的。为保护本国金融业,在市场准入规定了较多的条件和限制,表现在限制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或限制某个分部门的外资总额。印度每年只颁发12个外国银行许可证,外国银行的资产不能超过整个国内银行资产的15%；1996年以前,印度外资银行的控制率几乎为零。

    印度银行业改革取得了国际市场公认的良好效果。印度的金融系统比较健全,而且管理体制国际化程度高。印度银行的坏账远比中国低,印度的股票市场也比中国成熟得多。根据标准普尔公司公布的评级报告,截止到2004年,印度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在8%到10%之间,资本充足率达到9％,超出巴塞尔协议一个点。印度银行的年利润增长率在现有的数据中是世界最高的,1996至2001年印度银行的年利润增长率为39%,而世界银行平均年利润增长率为18%,同期中国银行年均增长率仅为3%。印度国民银行(最大的国有银行)2004年资产收益率0.99%,达到国际水平。

    阿根廷:反面案例

    阿根廷对外资银行过度依赖,导致外资控制了本国银行体系,使国家金融主权削弱甚至丧失。在过去十年的私有化过程中,阿经济已经外资化甚至外国化,外资控制了阿经济命脉,银行体系也是如此。目前,全国十大私营银行中,七家为外资独资银行,两家为外资控股银行,商业银行总资产的62％-68％被外资银行所控制。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和金融主权名存实亡,完全受制于人。

    阿根廷危机发生后,跨国银行一面要求子银行采取转移资金等办法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坚决拒绝向子银行注入资金,并向阿政府施加压力,甚至毫不负责地撤资。其主要手段有:偿还母行贷款、增加股东分红或出售股份汇回资金等。此外,还存在一些非法活动。外资银行,无度甚至恶意地转移资金,造成阿国家资金外流,银行支付能力下降。教训不可谓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