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叫“把握三个关键环节，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年末岁尾跟前几年有点不同，不但是年度的交接，而且是五年的交接，这是第十个五年和第十一个五年的交接。我们在“十五”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是也有很大的缺陷，最主要的一个缺陷，就是过分投资引起失衡，引起的问题可能还要延续好几年，各个行业都出现了因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生产，供大与求，很多企业出现困难。“十一五”期间需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估计要用两三年才能够消除在“十五”期间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的问题。

　　应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以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有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更新发展观念，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要实现根本性转变，其关键又在于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中的关键又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下面，分头来讲述这三方面问题。

　　转变增长方式，很早就提出了。文革结束以后，我们进行过两次结构调整，旨在克服过去粗放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九五”计划更明确提出，要实现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根本性转变。但尽管如此，结果却并不如人意，至今尚未实现，所以在“十一五”又提出上述“转变任务”。问题何在？实质何在？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如英、美、法、德为例，从第一次产业革命至今，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每个发展时期所采用的增长方式不同。19世纪末，先行工业化国家已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增长，转向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推动的增长，但我们至今尚未完成这一转变。也正因此，令我们的每一次经济加速都会面临瓶颈。近年来，只要年GDP增长9％，很快就会出现资源紧张、经济过热等种种迹象，不得不停下来进行调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想主要原因是，旧体制所带来的四个方面的“遗产”没有消除：第一，对于很多重要的经济资源配置，比如土地、信贷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数量增长为主的政企标准；第三，政府收入主要靠生产型的增值税；第四，价格扭曲。要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就是要通过竞争形成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反映供求，但我们的很多重要资源上仍由行政定价，行政定价又维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就是高度扭曲。比如土地资源、水资源、信贷资源、劳动力资源都是过低的行政定价，这样就使引导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用一种浪费资源的方式来提高其数量增长速度。要实现这个转变，就要改变体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必须在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促进科学技术在经济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加强我们的教育事业。

　　第二，要像先行工业化国家那样加快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为市场活动构筑基础设施，而且服务业的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得总成本大大降低。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在20世纪出现了一种现象，也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以至一体化。在制造业的价值链里面，其服务业的内容往往是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所以，现代制造业有很大成分是服务业的内容。

　　第三，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先行工业化国家开始发展信息化。我们尽管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未完成工业化，但完全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信息化技术来提高各个产业的效率，降低各个产业的信息成本。

　　第四，提高效率，让大量的低效率的农业劳动者向相对高效的城市工商业转移。

　　以上四个方面要能取得成绩，根本一条就是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增长模式转变的症结，就是要把行政配置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所以，早在中共中央“九五”计划建议里，就提出过两个根本转变：一是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一是从粗放增长转到集约增长。这两个根本转变是互相配合，而且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要靠体制的转变才能够实现的。

　　所以，经济体制的转变是根本转变的关键，“十五”的实践证实了这点。我们在体制转变上的进展不够，旧体制的各种遗产变成了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我们现在应该按照“九五”建议所说的那样，加大经济体制转变的力度。

　　转变体制是根本性的。比如说要让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在经济各个部门普遍运用，就是要促进科学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而科学怎么才能发展，技术怎么才能创新呢？根本上说是一个体制问题。科学技术要发展，关键之一就是要改变现行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科研和技术开发体制，实现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再比如服务业的发展，其对制度的依赖性更高，如果不把我们的经济体制、法制建设做好，对于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那么服务业发展起来就比制造业要困难得多。

　　怎样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我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里面已经做了很全面的安排，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些改革计划落到实处。要改革旧的体制，要完善新的体制不是没有阻力，需要加以克服。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在政府职能错位，要么是越位，要么是不到位。也就是说，政府不该管的事现在还是管得太多，应该管的事情却管得不够或者没有管好。因为政府的越位，使得政府仍然掌握着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其行政定价使得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用一句话来形容，可以说是“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或者像温总理说的现在政府管了许多不应该管而又管不好的事，很多需要政府管的事却没有管好。因为政府各级官员掌握了太多的资源配置的权力，所以寻租环境就由此而生。对症下药就是要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限制他们，不让他们管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建设一个有限的政府。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市场制度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政府必须实现它的一些基本职能，包括提供公共执法的环境和法制环境，运用总量手段去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法定的义务教育，构筑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等等，这些事情有些现在还没有管，有些管了但是没有能够管好。而且要管好这些事情还要保证政府是低成本、高效率运行的，就是要节约地使用纳税人的钱，更不要说贪污浪费了。

　　但是政府职能转变所碰到的困难，跟前面所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所碰到的困难是相似的，也许更甚一些，就是“要革自己的命”，因为现有的政府职能涉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利和利益，要革自己的命一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那怎么办呢？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是“三个依靠”：一是靠政府工作人员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按照毛主席的话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二是靠领导对于这种情况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有克服困难打破阻力的决心；三是要靠所有的公民，行使公民的权利。

　　因为我们现在存在着诸多问题，除了刚才所说增长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济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和矛盾，于是在人们中间有不同的认识是非常正常。如果我们大多数人不能够有一致的、清楚的认识，就会妨碍我们共同的行动。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其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但是它的发展面临着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两方面的威胁，这两个集团看起来地位极其悬殊，可是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使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招牌，却妨碍市场的有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采，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我自己读了这段话觉得很有启发，所以贡献给诸位。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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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