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全

嘉宾谢飞

　　陈伟鸿：大家好，新锐与尖峰对话，智慧与激情碰撞，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特别节目，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创新论坛，欢迎大家。

　　陈伟鸿：这里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谢希德演讲厅，连日来，中国经济界的尖峰人物不断来到这里，他们的创新理念和复旦传承与创新的思想在这里不断交汇、碰撞，并且通过我们的屏幕为大家所关注的热点，今天的创新论坛我们将要请到的嘉宾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而另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大连万达老总王健林也在这里讲过他在商业地产上的创新，那么今天这位候选人他的创新模式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评委对他的推荐。

　　陈伟鸿：下面我们就有请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先生。张先生你好，欢迎光临我们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的一次巡回的路演，以前很多的记者接触过您，有一个记者向我有过这样的抱怨，他说最害怕采访张宝全先生了，最怕有一口有着浙江香醋味道的普通话，你有没有听到过记者朋友的这样的抱怨？

　　张宝全：有的，特别是速记员记下来，记完以后我来看，我发现我也看不懂。

　　陈伟鸿：今天来到我们复旦大学，来到我们创新论坛是不是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担心大家听不懂？

　　张宝全：今天我倒挺轻松的，虽然我是镇江人，但是今天在上海，上海话和镇江话虽然不一样，但是可能比较接近一点。

　　陈伟鸿：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评委推荐您是一位非常有特色的企业家，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您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还是一位从而文化信息产业的商人？您怎么给自己定位？

　　张宝全：很多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从小是画画的，然后就想当作家，也出过三本书，后来又做了房地产，究竟什么是主业，什么是副业好象不太清楚，如果我自己准确说的话可能就是依然有着艺术情节的地产商而已。

　　陈伟鸿：这个艺术情节会体现在什么方面？

　　张宝全：现在我做地产，也做电影，这两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它的商品功能和文化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把公和私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房子既可以作为一个商品卖出去，如果在建筑上也做得很好也很有艺术性，这两个有平衡。

　　陈伟鸿：很多人看到过你的建筑作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您曾经就读过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当时考的时候是不是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张宝全：之前去的时候非常高兴，觉得以后能够从事导演，电影学院是一个最高的学堂，考试的那天去了以后我就后悔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88年从部队专业到地方电视台，考试是88年的12月初，那么去了以后因为我们那届都要求当过导演的，有过作品才可以去考，我当时正好在部队拍了一部电视剧，正好当导演、作词、作曲，但是我进了考场以后就后悔了，我们有个词叫鹤立鸡群，我就是感觉是鸡立鹤群，那儿来的都是当过导演的，从后面看也不知道是叔叔还是阿姨，非常有艺术家的形象，坐在那里的时候就觉得特惭愧，就觉得不应该来考导演，因为我觉得我太不像了。

　　陈伟鸿：太不像即将在导演系里面要上学的人了？

　　张宝全：对。

　　陈伟鸿：读完导演系您又转身到房地产行业，当时我们交流的时候觉得它好做，有发展前途就做了，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转变，从房地产的商人又转变了，现在投身到EVD行业当中，有人会问是不是房子不太好卖的才去做EVD？

　　张宝全：当我地产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更愿意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做地产到到今天和我喜欢有关，因为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三维的空间艺术，在这个里面可以一边卖商品的时候，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EVD不仅是中国未来高清行业的标准，还有更重要的是会成为中国电影的利器给中国电影带来一次革命，这个结果就是使电影重新回到我们的大众。

　　陈伟鸿：现场有人还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惑，EVD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实在看起来太过于风马牛不相及了，怎么会做房地产那么长时间之后，又会对EVD如此感兴趣？

　　张宝全：如果从产业形态看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从这个人来看就对了。

　　陈伟鸿：张先生这一份自信从何而来？

　　张宝全：在我的第一部电视剧里面我连作曲都做了，在中国对电影而言，是从技术到艺术一直到市场我都做过，因为我在部队放电影的时候，从电影的机械到无线电，甚至于到发动发电机，把这个明堂都了解了，所有人的行为和他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正因为这样我对电影可能和我挨得更近，不仅和我的爱好更近，包括从市场，从商业的角度可能我对电影和中国这样的文化产业，这样的理解可能也会更争气一点。

　　陈伟鸿：张先生曾经用一句话表达过，说电影应该是一座钻石矿，而且是无人管理的钻石矿，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张宝全先生在商界算是很成功的人，但是这一次他会不会想得太过于天真了一些？他到底看准的是什么样的钻石矿？我们现在一块先来了解一下他的钻石梦。

　　（播放短片）

　　陈伟鸿：短短几分钟片子可能没有办法涵盖张宝全先生在EVD事业当中遇到的障碍，但是最后的决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期待，很多不利于你的话语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吗？

　　张宝全：我们现在在EVD上投资了2.03个亿，在EVD碟片方面也投入了5300万，很多人说投了这么多钱还没有获取利润，而且未来怎么样真的很难说，而且真的要把EVD进行到底的话恐怕还要投钱，可能这是不是丧心病狂，我自己心里还是很清楚的，EVD作为中国的标准，包括作为影院已经启动起来了，因为正有了它以后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的市场优势，就是渠道优势可以全盘展开，这一点是HDDVD是不具备的，这是我们的长处，就凭这一点中国的EVD最后打败日本的南光DVD和HDDVD是有可能的，可能就这一点需要一种痴迷，这种痴迷是不是丧心病狂也许是，也许不是。

　　陈伟鸿：张先生对EVD的这一份痴迷不仅仅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了他认准了中国的电影是巨大的钻石矿，而且自己深厚的电影情结也是难以割舍的，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个特殊的礼物，我相信这是您非常熟悉的一个奖杯。

　　张宝全：这是我们和几家联合投资拍摄的中国第一部藏语同期音的的作品，讲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50年的爱情故事。

　　陈伟鸿：您是不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担任了编导、作曲、作词，导演？

　　张宝全：什么也不是，只是做了一个出品人。

　　陈伟鸿：这个也是和自己的电影作品息息相关的吧？

　　张宝全：应该是，这个是我的老师谢飞老师从小说改编的，当时我看的以后非常感动，在那个时候对艺术片的投资还是很少的，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可能性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只是掏钱了，因为口袋里只有钱什么都没有。

　　陈伟鸿：如果不是有这样深深的情结，也许不会掏出钱来，因为拍一部电影它的投资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如果没有介入到这个行业去，这么做张宝全先生一直有这样的信念电影改变中国，这将是怎样的信念，他的信念从何而来？我们有请张宝全先生先生为我们描绘他的梦想，《电影改变中国》。

　　张宝全：中国的电影困境大家都能看得见，中国按照去年的电影报告，中国电影去年票房是12亿人民币，光中国的农村流动放映点还有10万多，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电影标价两毛五的时候，中国的全年电影票房25亿人民币，中国电影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确实所有热爱电影的人，热爱民族文化的人都会很忧心，中国电影究竟怎么了？我个人认为就是没有中国电影的市场，市场就是我们卖电影的地方，什么地方卖电影，就是电影院，电影票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和市场一种货币价值交换的地方，如果没有电影院的话，我们的电影就很难变成商品，也很难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面能够获得很多的支持。

　　张宝全：所以中国电影放映终端的衰落这可能导致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景气，衰落的原因是什么？这可能和中国电影的供应模式，消费模式相距太远。中国的电影票当然现在平均下来是30元人民币，美国的电影票是六美金到九美金，究竟是美国的电影票贵还是中国的电影票贵？实际上中国的电影票比美国的电影票贵五倍。因为美国人均收入是一万美金，中国的人均收入是一千美金，对美国来讲六美金对九美金是千分之一，对中国人来讲30元人民币的票价就是千分之五，所以要贵五倍。

　　张宝全：另外中国电影的供应模式，现在我们越来越贵族化，比如在一些很大的地方，或者大的商场投资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高，放映的越来越少，为了平衡我们的电影利益，包括生存票价也必然高，票价高不一定影院真的获取了高的利润，实际上很多影院处于亏损或者维持的生存状态，我刚刚看了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放电影是很好的，如果当中国第一部大片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能否和上海很多的影院同步放映，而且同步享受到，这一点在北京大学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设备，我们的院线已经进入了北京大学，包括天津几百所大学也签了约，他们已经可以基本上和外面所有的影院同步享受到我们的电影。

　　张宝全：但是我想今天我在这儿讲完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可以不用很长的时间就可以和外边的影院同步看到大片，而且价钱应该在十块钱。（鼓掌）

　　张宝全：中国电影的衰落不仅是我们电影人的悲哀，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也是一个障碍，我们中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硬性的投资和消费过于强大，软性的投资和消费和发达国家相比比较弱。美国就是以电影为核心的产业为支柱产业，中国还不是，这样给我们的未来带来的就是我们通过像现在硬性的投资和消费强大的过程中，我们把劳务廉价的输出了，但是最最重要的我们也把我们的环境和资源也廉价的输出了，这种环境和资源的代价是我们未来的隐患。

　　张宝全：中国如果不能够把内容产业，或者文化产业能够发展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是不均衡的，会带来很多问题的，资源的紧张在现在是迫于眉睫了，在未来得30、40年里面，全世界六分之一的资源会不会归我们所用，中国也不是一个能源大国，如果能为我们所用我们要花多少代价去购买，那个代价又是我们现在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廉价的把它送出去的能源的价格，购买回来和它的价格比是多少倍？我觉得可能不止十倍，也许是一百倍，甚至于是一千倍。 所以电影看上去感觉好象是一个简单的行业或者一个产业，实际上它和整个的经济结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能把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发展起来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会很均衡。

　　张宝全：我是学电影的，我也是做地产商，可能不仅对它是念念不忘的问题，总想着对这个产业怎么来恢复、兴起，刚才片子里面也提到了，很多人奇怪，怎么三分钟进了EVD？其实前面的积累不是三分钟。

　　张宝全：在2000年的时候，网络在盛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网络也许能给中国的电影带来一次机会，如果通过网络就是数字电影，2000年我非常高兴就跑到中国电影研究所想了解通过网络的方式做数字电影，结果去了以后研究所的人跟我讲，叫我还是先等着，说美国的电影标准还没有出来，尽管标准没有出来，但是中国市场这么大，能不能找出自己的数字电影解决方案，也找了日本和美国的一些数字电影芯片，象素分辨率达到80万到130万。

　　张宝全：我们在新概念的楼盘里面，我的办公室很高，大概是最高的办公室，就是7米6的层高，很多人来了以后都说是不是因为你做地产商所以你就腐败，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盖得比别人高，其实并不是。这个7米6的办公室就是电影的痕迹，那时候用网络做数字电影的话，需要进行数字供应，那个时候把这一层楼房的设计按照IDC的标准来做设计，2000年IDC的论坛一定会发现我现在的办公室，如果做出来的话也是中国第二大IDC，但是后来没有做，最后把外墙做完了，最后是不是上服务器的时候，我发现有三个问题我心里没底就不好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防盗，当网络的传输用一点对多点的传输，那时候的防盗加密技术在当时是很脆弱的，在高清时代如果防盗加密不解决好的话所有的内容商不会提供的。

　　张宝全：第二个问题就是模拟的传输在传输的过程中尽管加了载波，持续不会发生变化，但是数字的传输，数据包有可能是会掉的，如果掉的话再还原也是有问题的，如果没有非常好的保证这也是很危险的模式。再其次就是我们的物理条件，那时候的网络物理条件和今天是不能比的，虽然当时我有这个想法，中国电信的王福洛对我的想法非常支持，如果想做数字电影的话就非常支持，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做我就是他最大的用户，每天传输的数据量非常大，他当时就准备把这个干网166兆接进来，尽管干网可以达到传输的物理条件，但是到终端包括支干网，分干网也很难达到。所以正好介于这三者之间的时候，这几个问题不好解决正在犹豫的时候，上天也很巧给了我非常体面的机会，就是2001年美国的IT泡沫终于开始了，全世界人都知道IT泡沫来了，我们也就很体面的下台了，没有说数字电影不好，而是因为IT泡沫到了我们也就暂停了。

　　张宝全：尽管这件事情停了以后，但是也并没有放弃，去年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见到EVD的时候，很多投资商都不知道什么是EVD，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在15寸以下的屏幕上，其实高清和非高清人的主观视觉差异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时小的屏幕给我依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觉得和一个普通的电视或者和DVD的差别并不大，所以在介绍的时候电脑旁边放了两张纸，我就看了两张纸就花了一分半钟就看完了，看完以后就像刚才短片当中所说的，一下子就把商人的角色给忘记了，把一个有艺术情结的人暴露出来了，因为2000年想通过网络做数字电影这三个问题通过这个全都解决了，作为我们家庭下一代的高清晰机就更不用讲了，所以说像这样的投资找我应该是最好的了。

　　张宝全：今天想起来既高兴也会觉得很复杂，本来地产做得很好，地产进行规范以后可以进行顺利一点，没想到EVD比地产更加闹心，有一天回家上网才发现日本有南光DVD和HDDVD，而且中国也有两家，这个不是唯一的话，怎么投资和进入就需要慎重的考虑，日本在技术上，在电影的内容上都是具有优势的，如果和中国的技术并行的话，中国的技术如何突破这样的包围能够在中国生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首先上网去看南光，看日本的两个技术，南光DVD和HDDVD，我就看南光的一点，它的片机是0.1厘米，就这一点我就知道它不行，0.1厘米的片机如果就算做的话不仅是生产线全部重新做，如果做得非常平是很困难的。

　　张宝全：另外如果这个盘片在保留的过程中稍微有一些变形，稳定性一定会很差，我相信它们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需要的是成本和时间。国内的两家就很简单，网站进去以后一看，EVD定位高清标准，这两家标清都没有达到，达到高清标准的只有三家，中国的EVD和日本的南光DVD和HDDVD。

　　张宝全：我觉得一个技术的好坏用什么来衡量？不是用好坏来衡量，而是用合适、不合适来衡量，比如一个土壤适合长什么花，如果把一个花种在不合适的土壤让，这个花也长不好，中国的EVD和南光相比，它的弊病是只能存储100分钟的高清电影，而南光存储的电影时间更长，我这里出了200部高清嗲应，七部电影是用两张盘片装的，就是让一个消费者花一千块钱买了一部碟机，如果看三部电影的时候中途要换三次，另外一种选择是花一万块钱买一台碟机，如果看三部电影的时候，这三部电影是不要换片的，当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金的时候看三部片子中途换三次片子是适合中国的选择。

　　张宝全：进了EVD以后，到今天为止EVD遭遇三难，第一个难就是标准之难。EVD在那个情况下，南光兵临城下，EVD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内就是国内非高清的碟机，因为成本很低，中国的EVD唯一的优势就是时间，我们的研发比日本早了四年，产业化比日本早了两年，中国如果不在这个有效的两年时间迅速的把市场占下的话，南光一旦出来压力就非常大，所以迅速的把标准颁出来，通过标准凝聚EVD的力量和南光抗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之后我们对中国的主管部门要求他们作为，我必须要想一个最简单的两点让所有人都听得懂，就觉得EVD应该成为中国的标准。

　　张宝全：另外一个晚上是半夜一点钟起来，我在画室里面就想了半天，大约想了一个多小时，但是写了很简单就写了两条，第一条就是EVD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唯一的符合国际DVD高清标准解析率的，并且是产业化上市的高清碟机，如果在世界范围内能有第二台的话就算我输。第二条就是EVD是200万象素，其他的两家69万象素和50万象素，就是摩托车外面套一个壳就说自己也是汽车和汽车争标准，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好笑的事情。

　　张宝全：这两个问题非常简单，提出来以后任何人必须要回答，但是以前就把这个回答搞混乱了，我本来选篮球运动员规定是两米高以上才能当，但是到后面大家不比身高了，反而比衣服，比鞋子了，结果才发现最最重要的个子没有，回到最本质的问题上看，如果只有一米多高怎么去打篮球，一定不是篮球运动员。

　　张宝全：我仍然不认为，我要求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颁标准，标准就出来了，应该说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考虑了企业的利益，标准颁出来以后，其他做的企业投资损失怎么办？是否有一个缓冲的过程，使投资得到消化，这些考虑也是有的，经过这次努力EVD标准的颁下，对EVD的迅速往前走还是有影响的。

　　张宝全：第二个之难就是南光之难。在争标准的时候，日本的南光DVD和HDDVD是兵临中国城下，但是在今年的八、九月份，国内的有两个厂商也开始准备生产HDDVD，包括我们国家的研究机构也准备把HDDVD引进中国，应当说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就给外面的感觉EVD很危险，南光DVD现在已经是短兵相接了，这一点情况下是不是要坚持。当时日本经济参考的记者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要采访我，当时外面一片对EVD非常不好的舆论，觉得南光一旦进入中国，中国的EVD很难招架，这个记者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讲，就跟他讲我的影院，我们这个影院11月份批准我们发片权以后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有400块荧幕开始放映，中国总共才两千两百块荧幕，我们一个月四百块荧幕，以前建一个影院是需要二百万到两千万，而我们建的影院只需要十万元，五块钱一张票价。

　　张宝全：我相信这个影院明年在中国会迅速的扩张，我估计在明年蒙太奇数字影院会达到五千到一万，这个影院就是我们战胜南光的根本法宝，法个影院里面我们有一个EVD专卖店，就卖EVD的碟机和碟片，就是利用影院这样的渠道，不花钱开了一个店，当有五千到一万个这样的店是中国最大的音响中转商，也是家电最大的零售商，通过这样的方式把EVD送到社区，送到农村，送到学校，南光可能在资金上，在技术上有优势，但是中国的优势就是市场，全国的碟机中国就占了50％，当把这样的东西送到消费者手里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长处，就凭这一个中国的EVD在中国就一定会赢，包括中国的EVD价钱仅仅是南光的十分之一，当我说了以后这位记者说我同意你的说法。

　　张宝全：尽管中国电影有这么大的困境，其实国外很多人是把中国的电影市场看成钻石矿，我对中国电影市场描述成一个是无人看守的钻石矿，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几乎没有电影院了，或者说中国很多的地方已经失去了电影的记忆，比如我到西部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问他你认为电影是什么的时候，他跟我讲的电影就是DVD，我们到农村去电影厅放映电影，进去一看根本不是电影厅，就是一个投影仪，荧幕投得黑乎乎的，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机器架完以后，比刚刚看投影仪还要伤心，那个荧幕非常的脏，这是我在部队放电影我大概放了几千场电影，这是我放的令我最最难受也是最痛苦，最难忘的一次电影。

　　张宝全：数字电影美国也有，日本也有，但是我们这款电影机不仅填补了中国的空白，而且和世界上的电影机多不一样，操作系统需要很大的内存，在这个换算的过程中有一点数据的交换或者运算不好就会死机，所以就需要很多的辅助系统，也就需要很高的成本，我们用芯片切入的方式，通过供应化的生产芯片也便宜了，在世界上通过换芯片的播放电影机我们是头一家，这样的功能和性能也会好很多。

　　张宝全：美国有一家公司专门针对中国的数字电影市场，设计了一款数字电影机，在上海的正大星美影院放的，当它放的时候效果非常意外，当它放完以后我们放的时候，视频上的效果不说比它好，也至少不比它差，这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数字电影机，国外的放映机在中国的售价仅仅播放器是40万人民币到50万人民币，我们这一台播放机才一万到两万人民币，这就是那一天全场给予最热烈的掌声，这一次掌声不仅填补了中国的空白，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性能，可以把价格做到这个程度。那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你们的机器这么便宜？为什么我们日本的机器这么贵？我回答非常简单，因为研发我们机器的人年薪大概是30万人民币到50万人民币，而研发你们机器的人年薪是一百万人民币。

　　张宝全：另外我们这个拷贝只能在这个机器上放，不能在那个机器上放，而且有档期的控制，给中国带来的是北京最好的影院和中国西部农村可能最小的，最破的影院同样一部大片会同时放映。

　　张宝全：机器设备只能说给我们建了影院的门槛，但是最最重要的是我们152发行模式，而我们传统的是分票房制，如果是二次发行的电影一千人民币的话，每场拷贝费是20块钱，也就是两张票，所以这就是电影在五块钱、十块钱的时候多可以盈利，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电影的前辈都提出让电影回归大众，达到十元票价，我认为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是里面很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当电影十元票价的时候让影院的投资人有钱赚，让内容商有钱赚，但是在胶片时代和传统的票房制的情况下投资和内容商都是没有钱赚的。

　　张宝全：但是152发行模式和蒙太奇数字电影可以使影院的投资人在影片五块钱票价的时候也能有百分之百的回报率。对于内容商来说，如果像这样的电影院十万块钱可以建一个，中国二、三线的城市荒芜掉的电影市场，电影院会重新回归，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就从文化部的数据上看得出来，经过文化部门批准的录像厅有37万家，黑的录像厅有80万家，如果我们恢复六分之一就是十万家，如果能够恢复十万家给中国带来，一部拷贝两千块钱也是两个亿，一个星期发行一部拷贝，一年是五十四个星期，光拷贝费就108亿，如果电影的票房是拷贝十倍的话也是一千多个亿，当中国的一部电影一个拷贝发行费达到两个亿的时候，中国这才真正进入了大片时代，这才真正会有人把钱投进去。

　　张宝全：我们去年拍了200多部电影，上院线的只有六、七部，平均一部电影的造价才三百多万人民币，三百多万人民币能拍什么电影？可能连好的设备都借不起，所以这就使中国的电影在恶性循环，减小投入市场又不要你，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中国的电影工业和好莱坞的距离还有多远？两个亿的拷贝发行收入，或者20亿的票房收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电影导演，包括我们的演员，智慧、劳动、价格才能被显示出来，只有这种价格显现出来的时候才有更多的人在电影里面进行投入。

　　张宝全：这是电影改变中国，但是电影改变中国EVD所做的一部分，最最重要的部分是通过电影院的扩张在每个电影院EVD的专卖店把EVD送到消费者手里面，这才是中国最后EVD战胜南光DVD和HDDVD，保卫我们自己高清阵地最重要的策略，也是最重要的战略，谢谢大家。

　　陈伟鸿：谢谢张宝全先生，其实在刚才的演讲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他的一份激情和执著，当然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悲壮，我们要再次把掌声送给张宝全先生。

　　陈伟鸿：今天的提问者都可以获得一部EVD。

　　学生：我第一眼见到张董事长的时候觉得您的确很像一位教授，还真的很像导演。作为复旦的学子我是04届的硕士，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您在将EVD推向市场的渠道比较单一，您只是在影院内通过摆放您的影碟机来做销售，您非常有信心用这种方式来战胜日本？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渠道来拓展市场。第二个问题是您的理念是想让您的EVD平民化，中国有13亿人口有八、九亿是农民，如果他们看不起您十元一场的电影的话，就不能促使我们EVD的平民化了，在这个问题上您怎么去解决？

　　张宝全：其实EVD推广的过程中现有的渠道不会改变，但是如果用传统的渠道来推广EVD的话是很难取胜的，比如我们现在讲高清整个产业链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会突然间一下子起来，在现在高清碟机在市场里面占到6％到7％，如果去到一个商城的时候一定不会把EVD放在最好的位子，对于商城来讲EVD只是万分之几的收入。买碟片也一样，如果我们用传统的音像店，一千个人进去可能99％的人是买DVD和VCD，怎样让这个渠道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推广和展示的机会，也就是商业模式要创造一种让所有和你参与游戏的人挣到钱，如果不能让他挣到钱我有激情，他不一定有激情，你对EVD可以丧心病狂，他没有必要对EVD可以丧心病狂，但是影院这个模式就不一样了，当全国有十万个影院的时候，就有十万个卖EVD的广告，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影院，有影院就一定有EVD。

　　张宝全：当有十万个EVD专卖店是全世界最大的音像零售店和家电零售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凭这一点蓝光DVD或者HDDVD在中国建十万个店需要多少钱，运行十万店又需要多少的费用，这就是中国的成功，我们不花钱开十万个店，正因为我们钱少，可能我们的智慧就多一点，我们想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可能就叫空手套白狼。十块钱票价对于农民来讲依然很高，我们现在的电影设备配了两套标准配置，荧幕加上18个喇叭的环保音响，一套设备是五万八，还有一套设备是十三万。在中国农村蒙太奇数字电影放映机当票价卖到一块钱的时候至少也有30％的投资回报率。

　　学生：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我们这个标题是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听了刚才张先生的讲话，好象和中国的电影有不解之缘，您感觉如果要让你来参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话，您有几大亮点能和这个标题相挂钩？

　　张宝全：今年的经济人物的主题就是创新、责任、理想力和推动力，创新是最重要的，而且创新可能在于它的商业模式，包括技术的创新和技术带来的产业的创新。

　　学生：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生，首先感谢您的演讲，也感谢您将电影回归大众的良苦用心，您刚刚提到与国外的产品相比EVD的优势在于它的成本和时间，EVD如何保持它的优势，您有没有考虑过EVD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国标准，有没有考虑过把它做成一个世界标准，如果有的话您会怎么做？

　　张宝全：EVD国际标准文稿都已经全部写完了，下一步就要申报国际标准。EVD在变成国际标准过程中，我们也会在制定编码技术，包括在存储技术方面都会有突破，像中国所研发的HRD光盘都是储存容量可以提高很多，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成为现实的一样东西。

　　学生：张先生您好，您刚才也提到在发展的道路上EVD还遇到三难，而且在国家颁布相应的标准之前还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问题，您为什么不吸引更多的人进您的队伍来扩张它的声势，承担一部分的风险，当然他们也会分享到一部分的利益，这样就可以提高您的声势，阵营的队伍，更容易获得最后的胜利。

　　张宝全：我的目前现状是这样，但是当一个东西或者一个技术出现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只有少数人了解，我们的投入改变为了让更多的人进来，因为必须等到这个技术或者这个产业能够让人看到它的盈利了，能赚到钱了，因为所有的企业都是为了盈利而存在的，如果不把这一点表现出来的话，恐怕让很多人进来是很难的，商业模式就是要让所有的参与人赚到钱，五块钱一张票仍有百分之百的投资回报率，这可能就是下一轮中国最大的投资暴利的行业。

　　陈伟鸿：既然有这么多丰厚的利润，那目前还是没有人进入到这个行业，假设未来三年还需要你一个人孤独的走下去您还能走下去吗？

　　张宝全：如果一个影院卖一张碟片，能卖一万张就可以维持，如果卖两万张的时候就可以盈利了，这样的话进来的人就会很多了。

　　学生：我手上拿的是您的一份采访资料，您说过EVD是DVD的终极产品，是不是会就此停止对技术创新的投资，或者当市场饱和的时候会转向其他方面有利可图的投资？

　　张宝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项技术给我们的文化产业，给我们的其他产业，包括中国的电影产业所带来的创新和这个产业的兴起，我觉得它的盘子会比设备的制造更大，可能是几百倍，几千倍，甚至于上万倍，这里面的空间是非常无限的，这需要我们的智慧把它用好，把它做好。

　　陈伟鸿：在每一次创新论坛的现场我们都会请到一个特别的嘉宾来和今天的嘉宾进行对话，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其实刚才张宝全先生已经提到了，是他当年在电影学院时候的班主任，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谢飞导演。一如既往的风度翩翩，刚才张宝全先生说到您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是当时在学校里的老师，你们两人有多长时间没见了？

　　谢飞：最近几年还常见面，春节我还到了他在三亚修了一个五星级的饭店。

　　陈伟鸿：在今天创新论坛的一开始张宝全先生就描述了在考电影学院的时候一幅情景，因为当时别人都做过很多年的电影工作的，你当时有没有发现他确实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谢飞：因为当时是我们导演系除了每年招高中毕业的本科班以外，还招在电视台，电影厂做了一些实践的进修班，做一个好的电影导演，艺术修养，才华是非常重要的，张宝全进过猫耳洞，学过画画，这样的经历太多了，我认为这样的学生是太好了，张宝全毕业以后走向了地产让我们非常的惊讶，而且做得很成功，我觉得一个导演的素质要有生活阅历，很重要他要有才华，所谓才华就是创造性，而张宝全毕业以后经常创造一些新鲜的事物使我很惊讶，比如做了房地产而且做得很成功，而且在房地产中起了一个名字叫空间蒙太奇，把电影的东西用上，最近这几年用两三分钟决定了投资EVD，它的创造性是有目共睹的，再有导演的素质要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而他这么几年的商场决断能力都显示出来了，我个人觉得他首先走向今天这个路是时代造成的，大家也知道像斯皮尔伯格是先做演员赚了钱然后再自己做导演，像张宝全是先当老板，将来想做演员还不容易吗？

　　张宝全：第一次表演课每人演一个小品，我就非常紧张，我根本不会演，别人都演完以后轮到我了，围着我们的教室转了一下，就坐下来，他就问我演了什么，我说我演了一个黄花鱼，没想到居然表扬我很好。

　　陈伟鸿：你觉得他有一天做导演真的会那么成功吗？

　　谢飞：我想应该是可以的，我们学院现在成功的导演除了几个是导演系毕业的，有的是从来没有想到的，比如像张艺谋他是学摄影的，怎么突然做一个导演的，比我们学导演的都强，还有最近比较成功的，像贾章科是学文学创作的，我觉得如果张宝全如果要做导演的话应该不差的。今年一月份我们两年有一次三地导演的聚会，我就特别请了张宝全去在这个会上向所有导演介绍EVD。

　　陈伟鸿：从您的角度来说他做的这个事和中国电影有什么关系？

　　谢飞：我们中国电影在这五年是走向了从未有过的低谷，拍二百多部电影只有两、三部进入影院，只有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的电影才有可能赚钱，而我们在80年的时候进电影院的人次是二百九十亿，有这么辉煌的时候，而去年这两年我们电影院的人次大概是在六亿。我觉得这个是政策和改革的滞后，巨大的落后于时代造成的，00年我拍了张总投资的电影我就不拍电影了，我就退出了，因为没有人看，现在张董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使影院重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我希望这个事业成功。

　　陈伟鸿：这是一件好事，在我们拥有创新技术的同时，也能够来振兴我们的电影事业，当然这并不是一条非常平坦的道路，刚才张先生告诉我们他遇到了三难，但是未来可能会有五难，七难，九难在等着他。今天我们要让协导来问一个特别难的问题，让张宝全同学来回答一下。

　　谢飞：其实也没有特别难的问题，今天我也在后面听他讲的这些经历，我个人觉得其实难题还会有，中国电影现在处于低谷一个是发行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第二个原因就是盗版，所以那一次导演开会都是要发出倡议，要求政府支持，可是盗版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无论VCD还是DVD太容易复制，EVD是不能盗版的，包括现在讲的蒙太奇的影院，我接触很多的技术人员说很容易解码的，如果要不能制止技术上的盗版，你这个EVD的事业还有前途吗？除了技术上的问题，和你的合作者在前面又出现了把解密码卖给别人了，人的因素和技术的因素我觉得中国是全世界盗版的重灾区，也导致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低迷，如果不在技术上和法律上彻底解决盗版的问题，我觉得EVD的梦想是不是能实现我打一个问号，张董你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张宝全：我们的谢老师不仅在艺术上非常犀利，突然我发现在技术上也非常犀利，盗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想回答的就是EVD不可能被盗版，我们的合作伙伴把第一代EVD公布在PC软件上，芯片解码，就是我们的密钥在芯片里面有一部分，但是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但是如果把这个房子拆掉了，全部变成软件解码，就很快可以找到密钥，这一次对EVD二代进行了加密的升级，升级的系统就是SICS，首先依然恢复了把一部分密钥放在芯片里面，坚持芯片解码，另外只要有加密都是可能被解密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怎么来保证不被盗版，每个机器都有自己的密码，碟片一放入这个机器之后就有机器的密码，每个机器密码都不一样，如果哪一台机器要是被盗了，盗出来的话不管在哪一台码上被盗的话可以找到人，现在肯定知道是哪一台机器盗的，这样法律就可以制裁他，法律可以威慑他，这样的盗版才能有所顾及和有所抑制。

　　张宝全：如果解码就需要五个月的时间，下一步我们对每个机器独立的密码，可能会通过网络的方式，会在不能被解开的时间段之内把个人密码换掉，前面解码的工作就白做了，可以网络下载的时候，同时把个人密码换掉了，所以好莱坞内容商所设定的机构，中国的EVD一代的时候确实没有用这个系统，这一回正好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对EVD进行了全新的加密的升级，我相信中国的EVD可能在明年上半年就会获得好莱坞给我们片子的供应。

　　陈伟鸿：听完这一段话大家不会认为张宝全先生是一个导演，更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当然对他的一番解释，谢导是不是对未来充满信心？

　　谢飞：我每次见他给我讲这个事都很奇怪什么时候懂这个事，我觉得文化产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又是商业，张宝全走到今天是很用功的把各个方面都知道，所以才能做到这一步，我也预祝他的EVD计划，影院能够成功，给我们广大的观众带来一次更好的机会和更多的娱乐。

　　陈伟鸿：谢谢谢飞先生。今天自己当年的班主任是亲临现场为你加油助威，其实为你加油助威的人很多，今天你特地为我们复旦大学准备了一份礼物，是什么样的礼物？

　　张宝全：这就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蒙太奇数字电影放映机。这一台机器装在上面的话咱们的同学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电影，如果五块钱一张票的话利润也是非常高的。

　　陈伟鸿：我们有请复旦大学的叶爽老师来上台接受这份礼物。

　　复旦大学代表叶爽：我代表复旦的师生感谢中央电视台把这么精采的节目搬到我们校园里面来，今天我代表同学们接受这个礼物，有了这台机器我们愿意和张总一起合作，在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发展当中作出更大的贡献，我相信也有更多的人愿意和你携手为我们的民族振兴作出我们的贡献。另外我也代表复旦的师生送给张先生一个纪念品，这个纪念品是复旦大学今年是一百周年校庆，我们做了十个硬币，做了1905年出的硬币。

　　张宝全：我觉得非常高兴，当我知道能在复旦大学我下过乡，打过仗，当过地产商，当电影导演没有当成，所以才能做电影机，所有的经历中令我最难忘的和最好的一段时光就是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光，因为在校园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也非常纯粹，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但是离开校园以后我确实觉得这种感觉好象不太容易被体会到了，所以今天到这儿以后我感觉又一次体会到了，而且还得到这么好的纪念品。

　　陈伟鸿：今天非常感谢张宝全先生来到复旦大学，来到我们的创新论坛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创新，当我们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EVD影碟机的时候，技术的创新让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这一成果领先了日本有四年的时间，当张宝全先生打算实现这个计划的时候，又让我们看到了技术的领先其实已经开始渐渐变成实在的利益，它也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将有可能战胜包括日本蓝光之内更多的竞争对手，张宝全先生想说的是电影改变中国，其实我们心里更想说的是创新改变中国，让我们一起为创新呐喊助威。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