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超低的医疗收费、方便的医疗服务、极高的人气和广泛的赞誉，一方面又是卫生部门对其违规经营的毫不留情的查处，以及每况愈下的经营效益———这就是杭州市赵华琼所创办的民工医院，一个医疗体制下的“另类”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赵华琼对卫生局的抱怨，把杭州卫生部门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媒体以及广大网友纷纷向杭州卫生部门表达了不满，不过这种不满中显然弥漫着一些非理性的情绪。

　　毕竟，卫生部门是医疗市场的法定监管者，对医疗活动展开调查，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这些乃其本职所在。事实也证明，赵华琼的民工医院确实有明显违规之处，如违规擅用狂犬病疫苗，没有儿科医生却为儿童看病等。不过，卫生部门称赵华琼使用假药和过期药，则难下定论，因为赵华琼否认了假药一说，并且称那些被查出的过期药是未来得及清理掉的———使用过期药和存有过期药显然是两回事。

　　不过，尽管赵华琼的民工医院有违规行为，但这些违规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无奈，在道义上它们甚至具有可以理解的正当性：固然在医学已经高度专业化、细分化的今天，跨科给儿童看病肯定蕴涵着极大的风险性，但是，如果不让赵华琼们的医院帮助民工的孩子，公立医院的高收费又让那些孩子望而生畏，那么，那些孩子到哪里就医呢？民工医院的存在，的确有其理由和土壤。

　　公立医院逃避了自己“公益”的责任，而赵华琼们的非公立民工医院被迫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责任，结果公立医院没受到指责和处罚，反而民工医院被认定为“严重的违规行为”，这种结果不公平，也难以服人。

　　其实，何止是民工医院，那些被指责条件不合格的农民工幼儿园、打工子弟学校，它们不同样是在农民工的期盼下和舆论的赞扬声中犯着同样的“错误”？

　　我们都知道，这些错误本是不该出现的，因为只要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充足，取消公立学校、医院的高收费门槛，让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享受城市的温暖，打工学校、民工医院将失去其生存的土壤，赵华琼们也不必要为他们艰难的事业操劳和揪心。

　　问题在于，国家财政投入的分配调整不是一夜间就能完成的事，在此之前，打工学校、民工医院需要生存下去，也必须生存下去，可是，它们何以生存？

　　赵华琼的经历证明，靠变卖家产，借高利贷来维持肯定是不行的；靠社会时断时续的捐赠也不行。能帮助民工医院突出重围的，只有政府，对于杭州这样一个财政实力相对雄厚的城市来说，每年拿出一点财政资金支持几家低收费的小医院的发展，并非难事。此外，政府还可以在政策、资源、人员上对民工医院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例如可以帮助民工医院建设一个它亟须的儿科，不因为几次被迫的违规而取消它的医保定点资格等。

　　我们可以从城市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中得到启示。前些年，不少城市是拒绝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办打工子弟学校又设置了高门槛，结果导致许多打工子女无处上学。现在，国家已经明令流入地政府对这些孩子的教育有责任和义务，结果他们可以免费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了，打工子弟学校存在的问题因此而逐渐得到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外来人员子女的基础教育已经被政府高度重视，但外来人员及其子女的医疗、社会保障等仍然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建立和谐社会，这显然是城市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