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2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1.3%，跌落至2003年10月以来的月度最低涨幅水平。1.3%，这个出人意料的低数字作为一个月度数据也许并没有太多说服力，但从整个2005年前11个月中国CPI的总体走势看，两个让人有些捉摸不透的CPI之谜令人深思。

　　第一个CPI之谜来源于国际横向比较，在中国加入WTO的第四个年头里，中国开放度增强的同时却邂逅了CPI的反国际化“中国特色”。在欧美、乃至全球出现新一股通货膨胀潮流之时，中国CPI却走出了匪夷所思的“倒V形”。这种国际潮流与中国特色的背道而驰中存在很大困惑。从根源上分析，欧美乃至全球通货膨胀抬头是因为能源冲击这个曾经被排除在核心CPI之外的国际性因素愈发被公认为长期物价稳定的“破坏者”，中国作为能源消耗大国自然难免受到与欧美类似的外部冲击。此外，欧美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通过国际贸易这个经济纽带，通货膨胀的国际传染性势必使得中国与欧美的物价水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然而，中国CPI走势实际上与欧美大相径庭，这的确令人难明就里。

　　第二个CPI之谜来源于国内纵向比较，在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模式骤然出现。2005年前11个月，中国GDP增长率高达9.4%，而与此同时，前11个月CPI累计同比增长仅为1.8%。虽然高增长、低通胀的完美并存令人艳羡，但还是让人对这种不太寻常的现象心存狐疑。

　　对第一个CPI悖论的可能解释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外贸结构上看，中国外贸的通货膨胀国际传导具有“输出强、输入弱”的不对称性，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CPI与国际潮流的偏离。中国外贸结构的特点是顺差较大，加工贸易较为普遍，而且“产品出口、技术进口”一直是种趋势，对于CPI统计中最为重视的居民消费产品，国外产品对中国市场影响力较小，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却具有相对较强的低价输出效应，因此欧美通胀抬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中国共振。其次，从资本流动上看，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使得金融途径这个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重要通道并不通畅，降低了欧美通胀对中国的渗透性。最后，从能源政策上看，中国乃至亚洲普遍实行的能源补贴政策使得油价飙升对消费市场的冲击相对较弱，与欧美相比，中国能源价格在补贴政策下的相对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能源危机对长期物价稳定的破坏作用，使得中国CPI与欧美大为不同。

　　对第二个CPI悖论的可能解释也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经济推动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对贸易的较高依存度使得增长和通胀之间出现些许脱节。高额顺差是造就中国经济神话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顺差代表的是外需力量，与中国外贸的飞速增长并存的是中国内需的相对不足，这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外需推动增长、内需抑制物价”的奇妙状况。其次，从供需结构上看，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产能过剩压低了总体物价。2005年投资的再次升温使得中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尴尬，在高经济增长表现出产能投入的前期功效之时，低物价水平反映了产能过剩的后期作用。最后，从增长模式上看，中国前期经济增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模式使得GDP增长与CPI走势南辕北辙。在“十一五”规划强调注重民生的和谐增长之前，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全面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上升，这种购买力的相对不足使得物价水平难以跟上经济增长的前进步伐。

　　总之，中国CPI之谜令人深思，对此进行有益反思将不无裨益。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