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医学博士赵华琼卖掉房产，向银行贷款，凑了200万元在杭州开了这间诊所，专为民工服务，这家私人诊所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家民营民工医院”。时至今日，长期的让利、垫钱使得门诊部亏损严重，濒临倒闭。

　　“民工医院”陷入困境，令人忧心忡忡。而当地卫生部门的态度更叫人揪心不已。西湖区卫生局局长杨专成痛斥赵华琼的“民工医院”违规，并直言：“赵华琼已经影响到我卫生系统为民执政和依法办事的形象。”

　　“民工医院”违规的确不假，可违规的原因恰恰是当地卫生部门的失职。为公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让百姓免于缺医少药之苦，这是政府卫生部门不可推卸的天职。然而，在当地卫生部门的管理下，民工等低收入群体难以承受“公立医院”的高额费用，只得求助于赵博士的私人诊所；他们的哀求打动不了公立医院医生的良心、呼唤不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援助，只能“逼迫”赵博士违规行医，提供本不在经营范围之内的医疗服务。自己撂下挑子，等别人扛起来后，再从阴暗处跳出来斥责对方没有扛的资格——这样的行为实在可恶之极。

　　看看“民工医院”的窘境，再回望一下这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其中值得品味的东西实在太多。

　　组织有公、私之分，但分别有时只在产权，而并非在于目的。“私”字当头者并非专谋一己之私，“公”字当头者未必揣一颗公心。赵博士自己卖了房子贷款开诊所，“民工医院”的产权无疑属于私人，但服务的却是些入不敷出的“低端客户”，包揽的偏偏是些献爱心、送温暖的活。开出“天价医药费”的医院倒是家地地道道的公立医院，产权归公家、医生拿国家工资，但服务的却是些掏几百万都不眨眼的“高端客户”，热衷的尽是些追逐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

　　最可贵的事莫过于私人组织追求公共利益。凭借一己之力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重担，结果多半是悲剧性的，但这种“悲剧”中蕴藏着耀眼夺目的道德光芒。因为，这种发自人性悲悯情怀的主动善行是社会文明的增量，是推动社会进化的重要动力。

　　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公共组织追求私人利益。公共组织一旦“立志”追逐私利，后果百分之百是灾难性的。有国家力量支持的公共组织拥有私人组织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其聚敛财富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在私利驱动下近乎疯狂的公共组织往往会做出明显非理性的逐利行为。开出“550万天价医药费”的医院显然是非理性的，它眼中惟有“高端客户”鼓鼓囊囊的钱包，却根本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心理底线和反击能力。

　　然而，还有比“最可怕的事”更可怕的。尽管卫生部已经否认曾经倡导“市场化”的医改模式，但长期以来扭曲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却是无法抹杀的事实。之所以称其为“扭曲的市场化改革”，是因为现实中的所谓市场化措施严重曲解了市场的本意：市场并不是垄断、暴利的代名词，市场意味着自由竞争和多元化。真正意义上的医疗市场化意味着符合资格的主体都可以提供医疗服务，任何市场主体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目标顾客。赵博士创办“民工医院”，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服务公立医院放弃的低端客户，恰是“市场化”的一个实例。然而，当某些政府部门支持的不是赵博士的“市场化”，而是利用垄断地位追逐暴利的另一种“市场化”；一旦两种“市场化”打起架来，他们又不站在赵博士一边，而放纵“最可怕的事”发生，漠视和打击“最可贵的事”，这恐怕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