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中国你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一辆没有载客的公交汽车停在了车站，滚滚人流涌向了车门。为了争抢不多的座位，乘客拥挤成一团。每个人都想快一点上车，故而与别人挤在门口，结果反而使乘客上车的速度越来越慢。

　　这样的经历每个人都拥有过。无论在车站、电影院、体育馆，还是高速公路，每个人都出于自己的动机做出选择，然而事实上却构成了对整个宏观群体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C·谢林就是靠着对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的研究而荣膺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向相反，谢林在他的代表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试图整合起分裂已久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为国人所熟悉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20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相互脱节，两者不但在研究方法上难以沟通，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然而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状况则显示，宏观经济学急需寻找微观基础，而微观经济学也需要从微观个体的行为推演出其总量上的含义。这种趋向表明，经济学正在不断贴近现实本身，而不是过分沉溺于理想化的纸面模型。谢林的这本著作可以被看作这一趋势的代表作品。

　　接打电话：个人行为如何影响群体

　　谢林教授在论述观点时多以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例子开始，对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的正式讨论也是以对打电话的分析而展开的。一个电话往往并不是通话的结束，它会导致接到电话的人打更多的电话。或者是给对方回电，或得知新的消息并把它通知给别人，或者是为满足对方的要求而求助于别人。这样一来，首次给别人打电话的人，就使得一个个人的行为变成一个群体的行为。而按照每个人工作性质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有些人会非常依赖于他们所接到的电话，而有些人则相对独立。有些人常常接到电话，但很少打出，有些人正好相反。从而打出电话的数量与打入电话的数量虽然就全球来讲总是相同的，但具体到每一个用户身上却并不一样。与此相似的还有不同企业的盈利与亏损状况，货币和信贷、贸易收支平衡、资本市场和公共债务等行为，这很类似于我们所熟悉的“抢凳子游戏”。

　　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有多种不同的理论，主要有“自我证实的均衡”，“临界质量”，“次品”，“加速原理”等。在书中，谢林利用这些理论解释了微观行为与宏观动机的关系。自我证实的均衡模型说明，只要人们能够预期一种结果的实现，那么这种结果就会实现。就像原子的质量集聚到一定的质量后，就会发生核子爆炸。经济学中著名的次品理论说明，如果一个集合中存在次品和非次品，那么这两类产品会自动形成各自的分隔的市场，如旧车和新车市场的分隔。加速原理说明，在人们的分离和融合的过程中，一开始也许分离的速度较慢，但是这一过程会逐渐自我加快，以实现分离的结果。比如说，如果在一个混合居住的居民区中有白人开始搬离，一开始也许搬离的白人较少，甚至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随着白人在该居民区的减少，更多的白人也许决定快速搬离，从而加速该社区的分离速度。在随后的几章中，谢林将这些理论用在更广阔的领域之中。

　　白人与黑人：被分隔开的集体

　　假定你是一个不喜欢黑人的白人，那么你不会选择去那些黑人聚集的地方。相反，黑人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群就这样被分隔开来。这种分隔有些是由于组织的活动，比如体育比赛；有些是人为的故意安排，如学校里班级群体的确定；有些则是具有偏好的个体选择而决定的，比如形形色色的俱乐部；还有的是由于共同拥有一些共同的交流方式而形成的，比如同样说汉语的人容易形成一个群体；另外一些群体则是由更细碎的原因而形成，比如你的邻居街坊。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群体的形成有不少是因为这些群体成员的个人选择导致的。种族隔离并不仅仅是政府行为，也更是无数白人和黑人微观行为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白人和黑人会永远自我隔离下去，双方也会希望彼此融合，但同时避免成为少数民族，因为成为少数民族很容易落入被歧视的困境。所以，如果黑人群体中能够忍受成为少数民族的人少一些，这种融合将很难实现，从而这些黑人将更加认同自己的群体。如果这种认同到了极端化的境地，那么黑人与白人的分隔将更加恶化。因为作为一个黑人，他的选择变得更加泾渭分明了。这反而形成一种非常稳定的均衡。不同群体的分离、混合、共享和分散居面的形成，都是具体的个人决策汇聚而成。

　　谢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创建了一个数学模型，用于描述白人和黑人“容忍度”——即是否愿意与对方融合的程度，结果他发现，任何一种稳定的均衡跳转到另一种均衡，一般而言需要非常强大的外部冲击（如突然爆发战争，白人和黑人不得不团结起来），或者是双方协同的行动。通过双方的协同一致，可以达到一种融合的均衡。事实证明，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或者同时隔离对方，或者同时融合对方，而不可能朝着不同方向运动。而双方的协同更是由于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而很难实现。

　　个人与环境的相互反应

　　在接下来的分析之中，谢林把对个人行为的讨论扩展到了对个人与个人的相互反应的分析中。由于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所处的外部环境作出一定反应，而外部环境却恰恰是由相互反应的人们构成的，所以当我们对环境作出反应时，这些反应又会影响到与他们有关的人的外部环境。像一枚石子投进水中将引起一圈圈的波纹，这种影响也会不断持续下去。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反应都会影响到周围人所处的环境，而无论这种影响有多大。这种互相反应的复杂链条构成了宏观行为的最基本特征。

　　对这一状况的分析，谢林也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而完成的。这个模型告诉我们，每个人在其所处的人群之中都跟两个参数有关系：一个是每个人都会对这个群体的统计状况（如年龄和收入状况等）有自己的偏好，并同时由于加入这个群体而改变了这个统计状况，即为这个群体作出贡献。这两个参数并不是一定会互相影响，因为一个人并不一定喜欢和自己一样的人成为群体，但仍然有很大关系。如果“偏好”和“贡献”之间是负相关关系的话，那么这个群体就有可能解体，或者无法形成一个躯体。比如，爱喝可口可乐的人总喜欢跟爱喝茶水的人在一起，而爱喝茶水的人也愿意和爱喝可口可乐的人在一起，那么爱喝可口可乐的人就无法形成一个群体。

　　而如果“偏好”和“贡献”的关系是正相关的话，那么我们才能将两种不同特征的人分开。比如喜欢京剧的人总喜欢寻找与他相同爱好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些人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群体，因为他的“偏好”使他对这一群体的平均统计状况（即喜欢京剧）做出了“贡献”。

　　在谢林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非数理博弈理论研究已成为同实验经济学、资产定价理论、数据挖掘技术、公司治理、模糊经济学、随机微分经济模型等一样备受瞩目的当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热点，这也同样向我们证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水火不容、经济学必须依赖复杂的数学建模等传统成见，已经无法适应新世纪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了。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