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日政治关系依然在冰点徘徊。日方希望通过打“经济牌”获取政治利益的做法，也越来越明显。

　　针对当前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的这一特点，商务部研究院金柏松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的经济复苏与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因素”，中国手中也握有多张“经济牌”可打。

　　中日经贸相互重要性一“升”一“降”

　　“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本的重要程度在降低；但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程度却在不断上升，已可和美国市场并驾齐驱。”金柏松分析认为。

　　统计数据提供了有力的佐证。2005年我国对日贸易同比增长约12%，这已经是连续11年对日贸易增长低于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长水平。

　　“从中国角度分析，日本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位次在下降，重要程度在减低，贸易热度在降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降温与中日政治关系冷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伯生说，“从日本角度分析，两国贸易持续较快增长，日本对中国加上香港的贸易额已经超过对美国规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这说明两国贸易还在升温。”

　　对于造成两国贸易这种“温差”的原因，金柏松分析认为，一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经济贸易增长水平低于中国，也低于美国、欧盟；二是日本市场规模不如美国、欧盟大，增长空间相对较小；三是中国对日本出口占中国总出口比重下降更多，2005年约在10%，而从日本进口约占中国总进口比重却在15%的高水平上。在国际上普遍重视出口的情况下，日本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确实在明显下降。但是从日本角度分析，日本对中国出口呈现大幅上扬趋势，进而如果将日本经由香港、台湾迂回出口到大陆的间接贸易计算在内的话，日本方面拥有巨额贸易顺差。

　　金柏松判断，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在迅速提高，并已达到“可与美国市场并驾齐驱”的程度。

　　日本经济复苏：“中国因素”最为关键

　　日本经济感受到中国的“热”，实际上说明了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已达相当高程度。

　　“可以说，日本目前之所以能走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衰退，中国在其中已取代美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金柏松指出。

　　近几年来，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增长率超过2.5%，标志着日本已开始走出“二战”结束后最长时间的衰退。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3年日本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贸易收支实现顺差274亿美元，折合为3.26万亿日元，对三地出口增加267.32亿美元，这种增量在当年日本经济2.5%的增长当中占有0.7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日本对三地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增长仅有1.8%。”金柏松进一步指出，“这仅是直接拉动作用，如果将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世界经济增长间接带动日本出口，以及日本扩大出口波及其他行业复苏等间接效用全部计算在内的话，我估计中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带动作用大约有1个百分点。所以说，中国因素是此次日本经济由长期衰退、低迷出现转折，实现复苏的决定性力量。”

　　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出口和贸易顺差虽然还保持巨大规模，但是2001年、2002年、2003年连续下降，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不是动力作用，而是刹车、减速的作用。

　　“显然，‘中国因素’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比美国因素重要的多。”金柏松说。

　　“中国因素”的存在，还让日本政府逃过财政危机这场“大劫”。金柏松指出，2002年日本政府财政偿债金额占支出总额超过20%这一国际公认危机警戒线，财政危机、通货膨胀随时都有可能由于某些因素诱发而爆发出来。

　　金柏松说：“日本未来复苏还需外部需求带动。2003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发挥了外需作用，未来日本经济复苏很有可能还需要中国因素。”

　　加工贸易政策、日本国债、劳动力供应等——中国对日多张“经济牌”

　　率先将中日两国政治、历史认识、外交方面的分歧扩大到经贸领域，使之“降温”的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历来善打“经济牌”，自然也希望用“经济牌”动摇我国对日外交的一些立场和主张，例如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等。

　　“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在国际舞台上打‘经济牌’实力不足并缺少经验。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我国政府手中也开始有‘经济牌’可打。”金柏松说，“如今，在对日经贸关系处理上，假如单纯强调合作可能，面对日本政府打‘经济牌’不作出反应，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经济牌”之一：收紧加工贸易政策“口子”

　　据日本著名研究机构惠穗银行综合研究所分析，在预测日本经济至2010年年均增长1.91%当中，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设立企业和发展加工贸易带动日本出口将使日本经济多增长了0.8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和加工贸易，日本经济仅能维持1.11%的增长水平，还会回到上世纪90年代经济长期持续低迷状态。”金柏松说。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60年代起，日美贸易摩擦历史远比中美贸易摩擦时间长、领域广、程度更加激烈。当时日政府解决措施之一，就是容忍日元升值和指导日企到海外发展。如日对美的汽车贸易顺差最大，就指导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但美国是全世界制造成本高的地方，像汽车这种高科技企业在美生产成本还可以承受，而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劳动密集型加工工厂就不可能在美国生存。于是，中国就成为日元升值后日本外向型企业再生之地。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或者发展加工贸易还可以带动本土零部件、原材料出口，甚至带动旧设备出口(因为日本企业技术水平高，即便是旧设备其技术水平仍可达到我国海关商检的要求)。日本企业在中国制造后销售方向有三：一是当地；二是第三地；三是返销本土。

　　“由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在世界是最宽松的，原产地证发放标准极低，所以大量日企利用这一点在中国加工出口到第三地、发展‘迂回贸易’。日本企业在我国设立的投资企业向第三地出口占其销售额大致两成，而日本企业在我国经营的加工贸易向第三地出口规模更大。”金柏松说，“未来我国加工贸易相关政策的调整，将对日本企业乃至日本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

　　“经济牌”之二：调整外汇储备中日元资产结构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发行了大量国债，投资于公共事业。为了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日本政府让央行破例大量购买国债。

　　“这一举措极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但这项政策之所以迄今仍可安全运作，主要就是中国对日出口大量的价廉物美商品。中国的供应不仅没有让日本爆发通胀，反而还让绝大多数生活在中下层的日本国民，不需到银行提取存款就可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这就保证了正常货币供应量。”金柏松说，“目前日本央行还在犹豫这项危险政策何时截止，担心停止超额购买国债之后没有新的购买主顾会引发通胀。”

　　金柏松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在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时，如果增加持有日本国债，日本政府就可以轻松避免通胀出现。

　　“经济牌”之三：日解决人口老龄化需中国劳动力

　　据了解，目前日本老年人口占17%，预计2030年老龄人口将升到33%，这意味2010年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将由于劳动力不足而放慢，2020年以后经济、社会甚至无法维持正常运转。

　　“但是日本如果依靠邻近的人口大国中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不论是从地利——两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人和——同处儒家文化圈，还是所需劳动力来源的数量、价格看，中国都是最便利的选择。”金柏松说。（记者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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