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三天，中国就将有九百五十万人名学子走进考场，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全国高校本科招生计划达二百六十万，录取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八。

　　而二十九年前的一九七七年，中国刚刚恢复已经中断了十年的高考，这一年，全国共有五百七十万人报考，而录取人数仅为二十一万，录取比例仅为百分之四。

　　恢复高考，使千百万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第五代导演”、“第四代画家”都拜恢复高考所赐，得以登上历史舞台。那时，不会有人想到，高考这一“利国利民的好制度”，会在二十多年后被某些人称为“制约人才培养的最大障碍”。

　　最近几年，对于高考制度的抱怨声此起彼伏，众说纷纭。其中最激烈的言论来自旅美华裔学者黄全愈，他在媒体上撰文声称，应该“取消高考招生制度”。

　　这位《高考在美国》一书的作者认为，目前的中国高考，基本沿袭了传统考试的体制。在以考分作为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惟一标准的指挥棒驱使下，中国教育离现代教育差距甚大。在他眼中，高考这一“认分不认人”的招生制度，使我们错失许多综合素质一流的可造之材。

　　此言一出，附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厦门大学高教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是反对废除统一高考的学者之一。他指出，高考制度不但承担着一定的选拔、教育功能，还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的功能，而这些都是高考利弊多元的复杂性的表现。

　　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邱吉尔曾经说，“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套用这句话说，目前的高考制度是有种种弊端的制度，但又是已经有过的尝试或可能实施的选择中“最不坏的制度”。“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

　　在支持高考的声音中，绝大多数都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高考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体现公平的刚性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尽管“唯分取人”的机制未必合理，但出身贫寒的学子要的是一个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鲤鱼跃龙门”的公正渠道，所谓“素质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谈。

　　正是因为高考所具有的社会流动功能，围绕这项招生制度的改革举步维艰。今年，复旦、上海交大进行自主招生，大多数人乐观其成，但也不乏质疑之声。有人担心，没有了类似高考的程序公平的招生制度，怎样保证录取过程没有人为因素掺杂其中？怎样确保招生的公平、公正、公开？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撰文指出，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大学自主招生制度，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是大学自主招生。但是，实行这种制度的前提是大学应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府不得随意干预。而这一前提条件，是目前的中国大学所不具备的。

　　不论怎么改，高考改革都不会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简单，每一项新措施的出台，大都是利弊同生，如何真正解决问题才是顺利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的关键，而这些都没有现实的答案可以引证。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