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左薇薇

　　北京报道

　　对于关心全球宏观经济走势的人来说，马丁·沃尔夫每周一次的评论无疑是颇受关注的。

　　从经济学家再到资深媒体人士，沃尔夫先生本人的经历似乎将这两者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而当我们真实的与之面对面进行交流时，才发现现代媒体对他的影响已经融入到了血液之中——一旦开口，就很难停止。

　　在我们为版面和内容的删减而“忧心忡忡”时，马丁则说出了另一事实——“我想今天已经给予你们足够的内容了吧”。既然字数超标，那还是让我们省省笔墨，早点来读读这个专访吧！

　　中国应该改变汇率

　　《21世纪》：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公布后，很多学者都认为目前经济过热、流动性泛滥已成了突出问题，人民银行也在4月27日宣布加息0.27％。那么，您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状况如何看待？

　　沃尔夫：我主要谈谈货币政策的问题吧。国际经济中有一个简单的命题——“三元悖论”（trilemma），即在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和自主的国内货币政策之间，你无法同时三者兼顾，只能做到其中的两个。目前，资本的流入是开放的，汇率被有效地固定，那么，自主的货币政策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提高利率的政策效果不会太好。

　　中国可以试着直接控制信贷，规定银行的借出额度；或者试着直接控制投资，规定政府的投资额度。这样做是否有效，我也不能确定。

　　还有另外一点，是就中国的特殊问题而言的，假如中国的汇率可以变动，以促使利率上升，那么这样是否能够减少借款？这就要看人们的信贷约束了，是否会在意更高的利率。现在有很多借款机构，是直接或间接被国家和政府持有的，它们是否关注何时能还清借款？它们可能认为，即使不能偿还贷款，银行还是会继续贷款给它们。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有赖于借款人借债必还的约束和限制。

　　所以，我要指出的，是当前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

　　《21世纪》：那您的意思还是要关注汇率了？

　　沃尔夫：无疑是应该改变汇率，我知道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同。但至少，如果不改变汇率的话，中国就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那么，中国就好像美国的另外一个州，类似于加利福尼亚。

　　《21世纪》：斯坦福的麦金农（Ronald McKinnon）似乎完全和您的主张相反。

　　沃尔夫：我知道，我们俩的这个分歧已经持续很多年了。显然，他不认为中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他所考虑的最佳方式是中国不要有货币政策，不需要通过货币政策来稳定中国的经济。照目前的方式来看，美联储就是中国的货币当局。

　　在固定汇率的模式下，标准的“麦金农主义”就只能调整国内物价水平而不是汇率，因此相对于世界物价水平，国内非贸易商品的物价水平会上升，最终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可贸易商品的出口会减少，经常帐户的大量盈余和长期资本帐户将会缩水。

　　我的建议是，中国要避免以上的情况。既要维持贸易，又要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在积累了大量超额外汇储备，并面临与之相关的消费压力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竞争力。我认为麦金农有一点是对的，在固定汇率的模式下，中国需要接受规则，即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货币升值的问题。如果你别无选择，打破规则，其结果就是经济过热、经常帐户盈余等问题还会越来越大。

　　《21世纪》：您曾经说过，汇率政策谈判需要一个睿智诚实的中间人，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存在的目的。但IMF在诞生初期是为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这中间似乎有一个错位，您怎么看？

　　沃尔夫：这两种说法都对。最初创建IMF是要解决全球支付系统的问题，汇率问题只是其中之一。直到1971年，其想法都是要维持固定汇率体系，将汇率固定下来，出现根本不匹配的时候予以调节。当资本控制放开以后，绝对的固定汇率就变得不可行，就要变成有管理的浮动。

　　但是IMF仍然对支付系统、汇率不匹配的问题负有责任，于是争议就产生了。亚洲国家和石油出口国将本国货币钉住美元，形成部分固定的汇率体系，造成了汇率的不匹配，产生经常项目赤字。IMF所能承担的恰当责任，就是预见这一过程，提供分析，即使没有能力去做什么，也可促使人们去探讨、协商这些问题。

　　过于依赖制造业以解决就业是错误的

　　《21世纪》：近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也有人认为，其卓越的表现依赖于美国的消费，而美国的消费如今已成强弩之末。因此，中国经济正面临相当的国际风险，您怎么看？

　　沃尔夫：现在，中国是一个很开放的经济体，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很高，拥有大额的经常帐户盈余，还有很多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外商直接投资，因此，国际形势显然会对中国产生影响，这点毫无疑问。

　　美国经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因为美国经济规模庞大、消费强劲，而且其经常帐户赤字是由其他国家补偿的，它拉高了全球的需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可能的结果。一种可能是美国的需求放缓，赤字仍然很大，汇率不变，那么即使经济衰退，进口也不会减少，因为国内需求仍然很强。这种状况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出口国，现有的汇率和价格都极具竞争力。第二种可能是，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的出口国都在继续借钱给美国消费，美国有着国内经济增长减速、再次降低利率的趋势，因此它难以维持很高的需求，通过向其他国家借钱的方式，美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就是过度借债和过多的财政赤字。第三种可能是人民币汇率上升，于是美国开始减少进口，中国就需要刺激内需。

　　我不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究竟有多少，或许四五年内就能达到2万亿美元，如果中国采取无限制借钱给美国的政策，美国就可以购买中国生产的商品，但借款却无法收回，这也许是一个愚蠢的政策。但如果继续这样的话，经济衰退是可以避免的。

　　《21世纪》：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很低啊，比如购买美国国债。

　　沃尔夫：是的，这一问题的确存在。外汇储备和资本流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或许你也可以说中国并不真正拥有它们，有一天是需要偿还的，即使是以贬值的美元偿还，使得所付成本相对降低。

　　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汇储备所获回报与将资金投入国内所获最佳收益的差距，据估计是外汇储备金额的2％到3％。要想获得更高的收益，我认为应该投入公共消费，例如教育、医疗等，致力于改善贫穷的地区，让中国的人民更富有。如果你知道你的国家会很快变得更富有，下一代比这一代更宽裕，将有助于当前这一代的消费，解决中国储蓄率过高的问题。

　　另一类机会成本是营运成本。我的确相信货币会升值，只是个时间问题，当它成为事实后，所持美元以国内货币计价就会缩水，导致资本流失和负的实际长期收益。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政府将资金用于国内更为合理。

　　中国政府要么将巨大的储蓄用于消费，吸收通货膨胀的压力，要么就允许货币升值，面临很大的损失。

　　《21世纪》：有些人认为借钱给美国是为了稳定中国的就业率和经济，而并非一个愚蠢的政策。

　　沃尔夫：那就要看人们关注的是什么了，仅仅维持一份工作，还是要得到收入的保证。借贷给美国所得到的实际回报，根据似乎合理的假设，价值流失了大约一半。大量的就业补贴，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实际经济价值仍然很低，汇率也被低估，我并不清楚中国的劳动力是否真是非常便宜。

　　我的观点是，更为理性的做法是不要补贴就业，因为中国的出口是很有竞争力的，即使汇率上升30％，仍然如此。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将公众的钱用于补贴就业，不如用于公共医疗和卫生事业，同样能创造就业。我们都知道，今天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只有不到1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大部分人都在从事服务业，过于依赖制造业以解决就业是错误的。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保持出口制造上的优势，尚未出现能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在这一点上，中国是没有风险的。

　　《21世纪》：那您赞同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莫里斯·格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和尼古拉斯·拉迪（Nicolas Lardy）的观点吗？

　　沃尔夫：大体上是赞同的。但我不认为中国方面会认同他们的看法。现在非常显著的问题是经济失衡，我认为此时急需的是要提高消费，特别是公共消费，增加分配的公平性，使更多人受益。

　　我们都知道，目前出口几乎占到了GDP的三分之二，出口在推动经济，你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而出口的增长甚至比经济还要快，盈余仍在膨胀，它们都在带动资源流出中国。一个拥有上亿贫困人口的大国，却在大规模地向海外投资，我觉得这样不太合理。

　　同时，我也不大认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的看法，他们努力地去避免亚洲金融危机所涉及的风险，担心经常项目赤字，可结果却适得其反，经济在朝着极度失衡的方向发展，使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香港，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策略。

　　如果中国的出口仍然按照这个速度增长下去，就会引起更多贸易保护者的反对，再过几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市场就会关闭，因为人们会说你抢了我们的工作。中国需要改变，要么改变汇率，要么允许通货膨胀，关键的问题是，不管改哪一方面，都要努力地扩大内需。

　　《21世纪》：目前，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盛行吗？

　　沃尔夫：我想是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盛行，但将会如此。

　　欧盟的部分成员国，尤其是南欧的意大利和葡萄牙，在历史上就很依赖出口，且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如鞋、衣服、纺织品等。中国和越南等亚洲国家，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出口国，它们威胁到了对南欧国家而言很重要的出口工业。看到欧盟在贸易政策上没有做出回应，南欧就要说服欧盟抬高贸易壁垒，保护其自身的出口。我对此并不支持，不过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怎么回事。南欧的比较优势相对脆弱，它们不知道自己还能生产些什么。

　　中国是走向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21世纪》：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我们也看到，对于中国来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都处于本国之外，有人称之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模式的呢？

　　沃尔夫：你所描述的这一模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相对于中国的土地资源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是非常非常过剩的，所以，中国通过输出过剩的劳动力，获取他国在资源上的优势，即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这是比较优势的自然模式。对于人口过于庞大的中国，这也是唯一可能的模式。

　　我认为这一发展策略是正确的。

　　不过，被低估的汇率，给中国带来了不必要的过多出口和过多经常帐户盈余。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的出口，购买进口商品也花不完，结果攒下钱来借给富裕国家，这对于一个还不够富裕的国家来说并不明智。

　　因此，要调节这一失衡状况，提高收入，可行的途径就是学习其他资源缺乏国家的模式，英国、荷兰、日本，它们今天都是富裕国家了，它们都是劳动力充足而资源缺乏的，不同的是它们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期，积累了很多资本。

　　所以，中国应跟随一个标准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国很大，其发展过程会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压力，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中国要关注是否保持了合理的平衡。现在的基本策略是对的，但当前的失衡需要调节，只要政府明白这一点，就会知道如何去做。

　　《21世纪》：近年来，全球化一词在中国也十分热门，但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却存在着分歧。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认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同时，政治却仍然非常本地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抱怨全球化使自己受到了损害，那么，全球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沃尔夫：没错，我也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我认同这一点。部分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发展态势是不错的，中国和发达国家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已经有所下降。公平地讲，超过半数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做得很好的，非洲和拉美则相反，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之间都产生了较大的差距。

　　现在有两个挑战，其一是如何让落后的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加速赶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亚洲国家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功，而如何让非洲国家也开始这一进程，并面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我们就很难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了。

　　第二个挑战是来自政治的。政治非常本地化，各国都要制订自身的发展战略，而不是站在整个世界的层面上，国际机构要更多地为发展中国家说话。这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

　　总的来说，全球化的进程还是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为上亿人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21世纪》：近年来，中印等国的崛起令世界瞩目，您是否认为这些亚洲大国将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呢？

　　沃尔夫：是的，它们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现在还只是处于这一过程的初期阶段。它们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劳动力和强大的供给能力，发达国家需要对此做出巨大的调整。

　　我认为发达国家是可以应对这一挑战的，它们也有很多优势，例如资金、教育水平等，它们可以利用这一发展机会，因为中国大量出口的同时也需要进口，发达国家处于很有利的位置上，只要它们能向中国提供中国想要的商品。

　　《21世纪》：三十年了，您一直在紧盯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而中国也是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我们很想知道，35年间，您觉得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呢？

　　沃尔夫：当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中国是完全封闭的。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像中国一样。当时我已深知国际贸易和开放的重要性，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历已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学习这种模式，而它确实发生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计划体系崩溃了，依赖国有的模式崩溃了，贸易保护主义也崩溃了，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把人们联系得更加紧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是这一时期改革最为激进的。所以，你要问在我的经济生涯中经历的最大变化是什么，那就是由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由保护主义转向国际竞争，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资本和人的自由流动，还有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其中，中国的转型是最有意义的，也可能是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

　　《21世纪》：您曾经说过，预测不如准备。如今，我们面对在失衡中前进的全球经济，对于其中的问题和风险，还应该做出怎样的准备呢？

　　沃尔夫：我想，大体上有三方面的风险。

　　首先是全球宏观经济的平衡，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其次是资源方面的，尤其是能源。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我们要寻找充足的能源供给，并发展技术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还有与之相关的全球变暖问题。第三大风险是地缘政治，这也是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政治本地化而经济全球化。

　　我们在国际体制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与伊斯兰地区的关系，另一个是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作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崛起。在历史上，全球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总是会导致战争的爆发。所以，处理好这一改变，保持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全球政治的平衡，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197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 ●1971～1981年任职于世界银行。●1981～1987年担任伦敦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加入英国《金融时报》，并于1996年开始担任首席经济评论员和副主编。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