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思逝世了。
对于这样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辞世,媒体像往常一样投入了极高热情:《纽约时报》可以用洋洋8页来介绍他的生平和理论,英国《金融时报》也同样为这位拥有“传统智慧”的大师开设专题。然而,他的经济学同行却对此反应出奇的冷淡。 主流经济学家似乎在有意回避这个话题,他们几乎没有一位愿意停下来为这位97岁的老人写些什么。
加尔布雷思的经历太丰富了,他曾经担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负责对德国和日本经济政策的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出任过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顾问、美国驻印度大使,任教哈佛大学,担任《财富》杂志编辑……这样丰富的一生,使他更有资格洞察美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也使他在学术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他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倡导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种视角探讨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建议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使经济学成为一种为人类服务的功能性科学,从而奠定了自己作为后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地位。
然而,正是这样的学术倾向使他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一个另类。因为,与强调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分析问题的主流经济学不同,他认为社会是以制度、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组成的动态的有机复合体,因而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与主流经济学从肯定的态度出发对待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不同,它激烈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以便使它成为一项更能为人类服务的制度;与主流经济学强调以经济价值作为社会标准不同,他认为制度的变迁应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真正的价值判断标准应是“满足人类高质量的生活”,经济价值只是各种社会价值的一种,除此之外还应考虑文化的价值。
对于加尔布雷思的独见,一些人批评他过分看重集体主义的方法论,有严重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一些人则干脆认为他最多是一个社会学家,不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没有真正的经济学理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梅格纳德·德赛勋爵甚至声称,再也没有人读加尔布雷思了,也不应该去读,他的多数想法都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而在诺贝尔经济学评奖中,他也不受评审委员会的欢迎。虽然他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同时被视为20世纪特立独行的典范,但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加尔布雷思与冈纳·缪尔达尔一同被视为后制度主义学派的开创者,但是后者却和哈耶克一道赢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认可。
然而,尽管如此,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这位身高两米的大师在世界公众心目中的高大形象。他被《纽约时报》誉为美国“社会的镜子”,而他的思想则影响了从1930—1990年代这一漫长岁月里美国政府的政策。
二战期间,加尔布雷思作为罗斯福政府物价管理局局长,通过抑制通货膨胀,对稳定社会和增强美国的战力起到了关键作用。约翰·肯尼迪担任总统时,他曾担任总统最信任的顾问。肯尼迪遇刺身亡后,他与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仍保有密切关系,并协助约翰逊推行了“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社会保险、福利等公共服务。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年事已高,他本有可能在克林顿政府发挥作用,我们不敢想象他又能制造出怎样的奇迹。
加尔布雷思是一个用自己的经济学给美国不断治病的医生。他一直认为,经济学不能成为供经济学家玩乐的枯燥无味的游戏,不能“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能成为一种“黑板经济学”。为此,他强调要关心公共目标,分析美国社会存在的矛盾,探究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并建立了“二元结构”模式,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新社会主义”,从而使他的政策切中了美国社会的脉搏,频频被美国政府所采用。
加尔布雷思一生出版了33本著作,其中包括《富裕社会》、《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新工业国》这样的经典之作,他是这个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加尔布雷思不借助任何的模型和公式,他的思想生动鲜活,充满了人文关怀。正如《金融时报》所评论的那样:“如果加尔布雷思与他的读者产生了共鸣,那是因为他对人性因素的理解,使他从计量经济学图表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 (责任编辑:崔宇) |